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的决定


（2003年6月26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3年6月26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号公布）



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单位确定的自测人员应当报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二、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修改为：“（八）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分别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第四十一条中的“《行政复议条例》”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附：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2003年修正本）

（1996年1月26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3年6月26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职业病，是指国家规定的在劳动过程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本条例所称的职业危害因素，是指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化学、物理、生物等因素的总称。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范围内有职业危害因素作业（以下简称有害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单位）以及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

第四条 职业病防治工作应当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在制定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统筹安排职业病防治工作。

第六条 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主管部门。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市和区、县的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第七条 各级工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实行群众监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有有害作业的单位必须设置相应的防护设施，建立劳动卫生制度，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改善劳动条件，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符合国家和本市的卫生标准。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应当将作业场所的职业危害因素及其后果预先告知劳动者。

第九条 劳动者有了解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及其后果和所采取的治理措施的权利。

劳动者有接受劳动卫生培训的权利。

劳动者有依法要求单位改善有害作业的劳动条件和获得职业病预防、治疗的权利。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超过国家和本市卫生标准而未采取治理措施，又无必要的个体防护措施的，劳动者有权检举、控告和拒绝操作。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当遵守劳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劳动卫生操作规范。

第二章 预防

第十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单位的劳动卫生监督，加强对劳动者的健康监护和劳动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进行职业病防治的技术指导。

市和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设立劳动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交付的执法检查任务。

第十一条 禁止将有害作业转移给没有相应防护设施的单位。

第十二条 涉及有害作业的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其劳动卫生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使用，并符合国家和本市的卫生标准。

涉及有害作业的建设项目设计的审查和工程验收应当有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参加。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市的卫生标准对建设项目进行卫生学评价，提出审核意见。

第十三条 单位使用新化学品作为生产原材料的，应当在使用前向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提供其毒性评审资料。

第十四条 有害作业场所应当与其他作业场所分开，并配备必要的劳动卫生防护设施。

易发生急性职业性中毒事故的作业场所，应当配备紧急防范设备和医疗急救用品，并确定专职或者兼职急救人员。

有剧毒、放射源或者产生放射线的作业场所，应当设置安全标志，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加强防范管理。

第十五条 单位对有害作业应当制订劳动卫生操作规程，建立各种相应的规章制度，并加强管理。

第十六条 发生职业病的单位，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第十七条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建立劳动卫生档案，记录生产工艺流程及职业危害因素影响劳动者健康的有关资料。

第十八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有有害作业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单位内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劳动卫生知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

单位应当组织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劳动卫生知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

第三章 测定

第十九条 本市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机构实行资质认可制度。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未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不得从事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委托测定。

单位确定的自测人员应当报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实施资质认可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条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对作业场所中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进行测定；也可以委托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测定。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超过国家和本市卫生标准的，单位应当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第二十一条 单位应当定期将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者强度测定结果报送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并向职工公布。

第二十二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单位的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者强度测定工作实施质量控制，并进行抽查测定。抽查测定不得收取费用。

第二十三条 单位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抽查测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测定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监测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核。

第二十四条 检测机构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的卫生标准和统一的检测技术规范，测定必须科学、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第二十五条 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超过国家或者本市卫生标准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治理，并征收超标费。

超标费的具体收费标准和征收、使用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章 健康保护

第二十六条 单位应当组织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定期的职业性健康检查，并应当及时将检查结果告知劳动者本人和建立健康档案。

单位应当对曾长期从事过有害作业的并可能患晚发职业病的离休、退休和调离岗位的劳动者，进行定期职业性健康检查。

职业性健康检查的范围、内容、间隔时间和职业禁忌症的范围，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单位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症的劳动者从事与该禁忌症相关的有害作业。

第二十八条 从事职业性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必须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

第二十九条 急性职业病可以由初诊医疗卫生机构诊治。慢性职业病和急性职业病医疗终结后疑有后遗症的，由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诊断。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条 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职业病诊断标准，对患者的职业史、既往史、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临床症状及相应的理化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集体作出职业病的诊断。

第三十一条 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送交职业病患者及其所在单位。

第三十二条 劳动者或者单位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上海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对上海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

第三十三条 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进行职业病报告。

第三十四条 单位对被确诊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应当及时安排治疗或者疗养，并定期复查。

第三十五条 劳动者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发现患有职业病的，其职业病的医疗费用由造成该职业病的单位负责，具体实施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的，处以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的，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的，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可以分别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分别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的，按照每人次五百元处以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除按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可以责令停止有害作业操作。

第三十七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进行行政处罚时，凡涉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监督分工范围的，应当会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三十八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罚没款收入按照规定上缴财政。

第三十九条 卫生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认为有可能引起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可以采取控制措施。

第四十条 拒绝、阻碍卫生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6年5月1日起施行。





　　【摘要】自2012年1月1日火车票实名制[ 根据铁道部的通知，从2012年1月1日（乘车日期）起，全国所有旅客列车实行车票实名制，旅客须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购买车票，并持车票及购票时所使用的乘客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免费乘车的儿童及持儿童票乘车的儿童除外）进站、乘车。]在全国实施实施以来，很大程度上打击了“黄牛”的泛滥，维护了民众平等购票的权利。然而围绕火车票而产生的问题依然广泛存在。目前广东的小夫妻因为代民工买票而被刑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社会上关于小夫妻的行为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的讨论不绝于耳。一方面是铁路公安当局依照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履职，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抱打不平。如何认定小夫妻行为的性质，如何避免舆论认为两全其美的事情变成两败俱伤的悲剧是我们法律人值得思考的命题。
　　【关键词】火车票 实名制 倒卖车票 社会秩序

　　案情简介： 2013年1月9日，广州铁路公安局肇庆铁路公安处“打炒”小分队民警，发现佛山禅城区张槎镇大富连中路一“快递网购店”兼备了网店、快递、卖童装及代售火车票功能。1月10日，民警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钟权桢、叶某，查获车票212张（票面价值35402元），购票使用的身份证213张（有1张身份证未取到火车票），购票使用电脑主机两台，现金1865元及其它订票单据一批。据介绍，这是广铁警方今年在广东查获的最大“黑票点”，夫妻二人已被刑拘。负责侦办此案的铁路警方表示，拘留这对小夫妻，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涉嫌倒票"。
　　　据钟权桢称，他与叶某为新婚夫妻，婚后两人经营一店铺，经营快递、网店业务和童装生意。2012年11月份起，他利用开网店的便利，在网上替附近外来务工人员订购火车票，方法是利用他人提供的身份证，在网上成功订票并收取票款后，到各售票点取票，并收取每张10元的手续费。（《佛山日报》1月12日报道）
　　法眼—类似案件分析
　　火车票实名制后首例被控倒卖车票案
2010年春节期间，广州火车站开始实施火车票实名制。马某利用电话订票的方式帮助没有时间的民众订票。在订票过程中，买票人将自己的身份证号告知马某，马某成功订购一张票收取50元手续费。马某通过电话帮助40多人订购火车票，总共收取手续费2800多元人民币。2010年2月8日，马某被指控构成倒卖车票罪，被刑事拘留，由公诉机关起诉到人民法院。
　　青海破获首例倒卖实名制火车票案
　　　据中国广播网报道，铁路实施火车票实名制以后，西安铁路公安局抓获四名倒卖车票的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8张用不同身份证购买的火车票等物品。在审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承认通过在基础票价的基础上收取二十元到三十元不等的费用帮助别人从网上订购火车票，至案发累计订票达百余张，总共收取手续费近3000元。
　　宁波破获一起倒卖车票案
　　　宁波铁路警方对外发布消息称，2013年１月２１日，宁波铁路警方会同杭州铁路公安处“猎鹰”小分队，在北仑、鄞州及舟山成功破获３起倒卖火车票案件。
宁波铁路警方称犯罪嫌疑人高价倒卖火车票，每张火车票加价１００元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后，从其手提包内查获了准备用于高价倒卖的火车票４７张，价值５８８３元。
从上述案件中，我们发现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那就是犯罪嫌疑人在订票过程中或多或少的收取了一定的费用，而且都超过了国家关于火车票代售点销售铁路客票可收取每张不超过五元的相关规定；第二，上述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取得火车票代售资格；第三，犯罪嫌疑人在订票过程中收取的手续费用总共超过了2000元。在火车票实名制的大背景下，对收取一定费用代他人订购火车票的行为性质如何认定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如何定性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举措。
　　法惑—认定行为性质的不同观点
　　 倒卖车票说
倒卖车票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倒卖车票情节严重的行为。持此观点的人依据的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1999.9.6 法释[1999)17号)对“倒卖车票情节严重”进行了专门解释：“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或者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证，票面数额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千元以上的，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倒卖车票情节严重’”。]与此同时，2000年下发的《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规范铁路客票销售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铁路企业或销售代理点只可收取每张不超过5元的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用。由此看来，民警现场查获的212张车票（票面价值35402元）以及小夫妻收取10元手续费的事实成为了指控小夫妻的行为构成倒卖车票罪的铁证。从这里分析，无论是在法律适用上还是事实认定上，小夫妻的行为构成了倒卖车票罪。这也符合我们倡导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精神。
　　非法经营说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情节严重的行为。它通常是指未经许可从事国家法律规定的专卖专营的行为，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行为。在目前的体制下，火车票不同于其他的市场流通物，火车票是一种有价票证，由国家统一授权的铁路部门销售和管理，是属于未经许可不能经营的专营商品。被刑拘的小夫妻日常经营快递、网店业务和童装生意，并没有取得火车票的代售资质。在这种情况下，小夫妻在缺乏代办资格的情况下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以非法经营获罪确有法律上的依据。
　　民事委托说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在实名制实施以后，购票者事先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告知代为订票者，当事人双方之间达成一致的民事委托协议，购票者与代为订票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民法通则》[ 《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第六十四条：“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指定代理人按照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的指定行使代理权。”第六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中对委托代理行为做了详细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小夫妻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是有偿代理的一种表现。通俗的说，这是代替消费者买票而非代替铁路部门售票。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有偿代理的情况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小夫妻的行为不应该认定为犯罪。
　　法析—小夫妻是否构成犯罪
　　社会危害性的认定
犯罪的本质属性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而按照我国的理论体系，社会危害性的内部结构应当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在客观上侵害或者威胁了和合法权益（行为对法益的侵犯性），主观又具有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罪过（行为人的罪过性）时，才可能具有社会危害性。[ 参见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类罪中的“倒卖车票、船票罪”和“非法经营罪”必须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罪过，又在客观上破坏了经济秩序。刑法中规定的“倒卖车票、船票罪”原本是为了打击“黄牛党”这一类垄断客票资源、扰乱民众正常购票、破坏经济秩序的非法行为，以达到维护民众合法购票权益、维护正常经济秩序的目的。但是小夫妻为无法购到票的农民工购买到车票，不仅没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反而缓解了售票点的压力，为农民工提供了便利。于情于法，小夫妻的行为都不该构成犯罪。
　　如何理解“倒卖”
在刑法条文中，并没有对“倒卖”作出详细的解释和阐述，司法解释中对“倒卖车票、船票罪”的规定也仅限于对犯罪数额的规定。如何理解“倒卖”是法律实践中必须谨慎对待的问题。《当代汉语词典》中对“倒卖”的解释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在现有的法学教材抑或学者专著里，对“倒卖”一词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概括来说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倒卖是以原价买进，高价卖出从中谋取利润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倒卖是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行为；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倒卖是大量购入然后以高价出售的行为；第四种观点认为倒卖是指“运输、出售或以出售为目的的购买行为”。[ 参见刘家琛：《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综合上述观点以及司法解释条文中的相关解释，笔者认为“倒卖”是指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大量囤积火车票抑或通过非法手段控制客票资源，然后向外出售，从中牟利且票面数额在五千元以下或获利两千元以上的行为。该行为需具备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倒卖这一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是过转手高价卖出以从中谋取利润的行为；第二，该行为客观方面表现为通过一定的方式囤积或者控制票源，将客票卖给不特定的人；第三，该行为表现为低价或平价买进，然后高价卖出。
　　实名制下代购火车票与倒卖车票罪的区别
　　　笔者认为，自火车票实名制实施以来，倒卖车票、船票罪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依据。小夫妻代农民工买票的行为应当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有偿代购行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实名制下代购火车票与倒卖车票罪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所有权是否转移。正确区分倒卖车票与代购车票，要看在这两种行为发生过程中车票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过转移。在实名制实施之前，火车票是不记名的，买票人或持票人依法就是该车票的所有权人。所谓的“黄牛党”通过非正常手段囤积大量客票、垄断票源，暂时取得了对车票的所有权。在这之后，再以高价将车票卖出，此时该车票的所有权则转移到购买车票者身上；在实名制实施之后，购票者与代购者之间达成协议，形成一种民事委托关系，车票的所有权属于购票者，代购者只是按照约定代为购票，期间并未获得该车票的所有权。
　　　第二，对象是否确定。在实名制实施以前，“黄牛党”将囤积的客票出售给不特定的购票人群，“黄牛”面向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而实名制下，购票者必须事先获得需要车票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必要的信息，因而代购者面向的是特定的对象。
　　　第三，获得车票的手段不同。“黄牛党”是通过垄断票源、大量囤积车票等手段使得其他购票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在实名制下，代购者去的车票的手段是通过正正常的订票、取票程序，通过平等的方式取得车票，这也是代购车票与倒卖车票的一大区别。
　　　综合分析，代为订票是一种民事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火车票实名制的大背景下，倒卖火车票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依据。
　　法谏—对该事件的思考
　　　边沁曾说过：“一种惩罚方式，如果不得民心，其效果便和浪费相似，最终使得民众不满，法律虚弱”。周光权教授在《刑法学的向度》中指出“刑法是对规范破坏者的反驳。刑罚必须被正面的定义，它是规范效果的展示，展示出规范破坏者的代价。刑罚用以实现受破坏规范的稳定化，而维持规范能够作为社会接触的的遵循标准”。[ 参见周光权：《刑法学的向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这就是刑罚目的的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在小夫妻被刑拘事件中，社会舆论大都站在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一方。如果刑罚不能达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那么这种刑罚无疑是失败的。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发现相关法规还是不够完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不容逃避的话题，完善相关立法，使法律法规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既不纵容犯罪也不滥用法律。使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与时俱进，从而实现法律人追求的法治天下。
　　　与此同时，小夫妻被刑拘事件也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在火车票供求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取消火车票的销售市场准入门槛、打破铁路运输体制的垄断格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铁路运输部门也应当深刻反省，及时改进自己的服务，真正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经济发达、服务周到、法规完善、一票不再难求的情况下，“黄牛”自然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像小夫妻这类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的争论再也不会发生，这既是我之所愿，也是法律人乃至全社会的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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