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影响公诉案件质量的原因及对策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在新时期的工作主题，也是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的主要工作目标。要围绕这一工作主题，实现这一工作目标，就必须把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公诉工作前承侦查后启审判，是检察机关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它不仅在维护稳定这一检察机关首要任务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公诉工作要创品牌、争一流，前提是确保案件质量。但在近年来，公诉案件存在着法院判决改变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或罪名，甚至作出无罪判决等质量不高的现象。有鉴于此，笔者结合办案实践认真探究其原因，并提出建立健全“四个机制”保证案件质量的对策，与同仁商榷。
一、影响公诉案件质量的原因　　
（一）承办人证据意识薄弱，审查和运用证据能力不强。以质量为本，核心在于强化证据意识。在近年来的无罪案件（有些基层检察院将案件起诉到法院，在法院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认定被告人无罪时，检法两家协调后由检察机关撤回案件）中，因证据不足或有瑕疵的占相当比例，从中暴露出公诉人在审查证据时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重被告人供述、轻其他证据，凭感觉和经验办案。有的案件起诉时虽有被告人供述，但供述与其它证据相矛盾，承办人没有注意补查相关证据以排除被告人供述与其他证据的矛盾，后由于律师介入等因素，在审判环节被告人翻供或证人翻证，使案件失去直接证据，导致检法两家认识不一致，难以定案。这是造成法院判决改变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或罪名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承办人对移送起诉的案件证据缺乏认真分析、鉴别，对构成犯罪的主要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审核不细致。特别是凭间接证据定罪的案件，由于对间接证据运用规则的认识和掌握的尺度不同，容易被法院改变指控的事实和罪名。三是不注意言词证据的固定，导致证人翻证后难以定案。
（二）承办人责任心差。当前，一些基层检察院的公诉工作缺乏竞争机制与有效的激励机制，公诉人尽管长年累月承受了繁重的压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不一定能得到认可，造成不少公诉人缺乏进取心，缺乏钻研业务的热情和自觉性，在办案中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影响了公诉案件的质量。他们有的是对个案犯罪构成把握不准，不能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的是不从犯罪构成要件认真分析；有的审查案件不深入细致，对一些数额、情节、年龄等涉及罪与非罪、边缘线的案件，只作形式上的审查，未深入细致地鉴别证据的真伪。
（三）检法两家认识存在分歧。有的案件有一定证据证实，但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本身有争议，加之公诉人和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角度不同，对事实的认识和证据的采信不尽相同，最终导致法院判决改变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或罪名。此外，一些社会影响大、党委政府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但公检法认识不统一的案件（此类案件多数在定案依据上存在问题），由当地政法委组织协调，起诉后一审判决有罪，但被告人上诉后二审改判无罪。这是无罪案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公诉队伍整体素质下降。公诉部门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办案人员有更多出成绩的机会，容易使一些优秀的主诉检察官脱颖而出，他们很快就因提拔、晋升、调整、轮岗交流等多种原因，离开了公诉岗位，这种流动性造成了主诉检察官队伍素质的不稳定和素质下降。而且，在现有的制度下，主诉检察官的提拔晋升只有通过行政途径，这种形式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因职位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激励机制的局限性，最终造成一部分担任主诉检察官时间较长的同志，如果不能提拔为部门领导，职级的晋升之门就关闭了，遏制了这些主诉检察官在公诉岗位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导致他们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懒于进一步提高综合素质。公诉队伍优秀人才的流失，以及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固步自封，既不利于精英公诉群体的形成，更造成整体素质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公诉案件的质量。
二、 公诉案件质量保证机制
我们对公诉案件质量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掌握，低层次的公诉案件质量仅指有罪判决率的高低。高层次的公诉案件质量除此之外还包括较高的追诉率、抗诉率和改判率、较低的相对不诉率，以及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情节与起诉书的指控有较高的一致性等。因此，在公诉工作中，我们不能仅从低层次上理解案件质量，而应在抓住有罪判决率的同时，抓好追诉、抗诉改判率等几个重要指标的相关工作，建立健全“四个机制”，以队伍建设为基础, 以公诉改革为动力，以诉讼监督为重点，以规范程序为手段，努力提高队伍素质，不断深化诉讼改革，依法履行公诉职责，着力规范办案程序，全面提升案件质量。
（一）队伍建设机制。1、加强作风建设，提高政治素质。要切实解决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的问题，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公诉队伍，用职业道德规范公诉人的行为，始终把“为人民执法，让人民满意”作为公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公诉工作的最高准则，切实解决“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坚决防止和纠正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强化敬业爱岗，提倡奉献精神，鼓励干警积极献身公诉工作。2、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执法水平。“两法”修改后，对公诉人员的执法理念、执法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公诉干警要顺应时代要求，加强理论学习，积极转变执法观念。一是牢固树立证据观念，将证据作为刑事诉讼的灵魂，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二是坚决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不枉不纵；三是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上，要改变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坚持以程序公正为基础实现实体公正；四是牢固树立人权保护意识，坚持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努力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3、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大投入，对专业人才进行重点培养。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建立与专家学者的经常性联系制度，举办专家讲座或选送人员到高等院校进行培训，加快公诉人知识的补充和更新，以理论素养的提高促进公诉案件质量的提高。其次在业务分工上，要更多地让优秀公诉人承办疑难复杂案件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使他们从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并把普通案件、社会影响小的案件交给新手办理，同时注重做好传、帮、带工作，以带动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公诉改革机制。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庭审方式由法官纠问式向控辩对抗式转变，公诉工作由保守、被动，变得趋向开放、主动，并初步确立了现代司法诉讼理念。公诉人必须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各项诉讼活动。1、积极施行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改革。通过这项改革，减少了庭审中不必要的内容，使公诉人从不必要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全力以赴处理和应对棘手问题，以保证案件质量。2、规范和完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制度。为使侦查机关准确地把握证据标准，防止贻误取证的有利时机，避免漏查、漏补案件的主要证据，公诉人要适时介入侦查活动、正确引导侦查取证，切实提高案件取证质量和证明体系的完整性，为提高案件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3、普遍建立与公安机关定期联席会议制度、退回补充侦查协商制度、个案侦查失误通报制度、专题经验交流制度、重大案件庭前会审制度等举措，使公诉案件质量得到普遍的提高。4、探索建立职业公诉人制度。当前，控辩对抗式庭审对公诉人专业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提高公诉人的综合素质，保持队伍的稳定性和战斗力，必须建立职业公诉人制度。职业公诉人是指在检察长的领导下，承担公诉工作职责，享有一定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具有相应行政级别，能够相对独立地行使检察职权并具有较高待遇，长期从事公诉工作的主诉检察官。职业公诉人不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一心一意钻研公诉业务，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公诉职责。
（三）诉讼监督机制。如前所述，公诉案件的办案质量，不仅仅体现在审查起诉这一个环节上，还与侦查、审判等环节的工作息息相关。因此，公诉部门要充分利用刑事诉讼监督这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在刑事诉讼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地监督，用诉讼监督机制来保证案件质量前展至侦查阶段后延至审判阶段。1、强化错案意识，依法纠正冤假错案。公诉人要认真细致，严把案件质量关，坚持对案件的全面审查原则。同时，根据案件情况积极开展自查及时发现并纠正一批错案。2、依法追诉漏罪和漏犯。公诉部门要始终把追诉漏罪和漏犯作为评判公诉案件质量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在办案中严格把关，避免有罪不罚、以钱代罚等情况出现，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3、切实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公诉部门要牢固树立监督意识，在“敢抗、善抗、抗准”上下功夫，要在重视对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的案件提出抗诉的同时，抓住轻罪重判等因法官认识误区和盲点导致错判的案件提出抗诉，保证刑事抗诉的全面性。
（四）规范程序机制。办案程序不仅具有公正价值，能够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具有工具价值，能够保障刑事实体法的正确执行。如果办案程序不规范，执法随意性大，则反映了公诉部门案件管理工作薄弱，也直接影响案件质量的高低。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规范办案程序。1、规范审查工作。在审查案件中，要重点审查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定性是否正确三个方面。同时，要根据公诉案件的特点，坚持从证据入手，严把案件质量关，即一方面要细致审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确保证据符合证据要求；另一方面要注意收集不同种类证据，坚持全方位、多角度证实犯罪。法定期限内审查完毕后，要按照文书规范化标准，制作审查报告，详细向部门负责人以及分管检察长报告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分析、处理意见等实体问题以及退侦补查、采取强制措施、追诉等程序事项，并做好起诉或不起诉的准备工作。2、规范出庭公诉。在鼓励公诉人充分发挥自己才干，做好出庭公诉工作的同时，要从文书制作、出庭用语、公诉形象、举证示证、辩论技巧等多方面，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细致的规范和标准，加强出庭公诉规范化建设，保证公诉的公正高效。3、严格疑难复杂案件处理程序。对可能判无罪的案件、内部有不同意见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自侦案件、决定不起诉的案件，主诉检察官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报告部门负责人或分管检察长，组织集体讨论，必要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4、严格请示、汇报、备案制度。公诉工作要贯彻全市“一盘棋”思想，对重大疑难案件、意见不能统一的案件、公检法有分歧的案件，坚持向上级业务部门请示、汇报、备案制度，加强对个案的监督、指导，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确保上下认识统一、信息畅通、监督准确、指导及时。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
　　　　　　　　　　　　电话：13826623128　　　　　　　
　　


担负法治进程的历史使命
??评游劝荣博士《法治成本分析》

作者：许建添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了我们的目标，当依法治国成为我们的治国方略，法治进程势不可挡，法治成为举国上下热门话题。然而，法治这个话题是如此沉重，法治的进程又是如此艰难，以至我们在法治的路上充满艰辛与酸楚。孙志刚之死带来收容审查制度的“寿终正寝”，佘祥林冤狱平反又促使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阿星杀人又让我们感慨法律的虚弱无力。而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孙志刚、佘祥林，如最近披露的“山东版佘祥林”陈世江的出现，这些无不让人感到我们为法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成本），每一小步法治的进步，都是踩在“孙志刚们”、“佘祥林们”的血泪踯躅前行。血泪唤醒民众对法治的渴求，现实激起学者们对法治的呐喊，学者们对法治研究所倾注的心血与热情，不能不让人感觉出中国大众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与不懈努力。于是乎，法治成为法学理论一个热门领域，对法治的理念、原则和具体制度，学者们提出了N多有益的构想和建议，其中不乏对西方法治发过国家的借鉴与学习。但是，却鲜有学者从总体上研究法治的成本问题，而法治建设实务中更是对成本问题要么毫无认识，要么视而不见。这一缺陷使我们的法治进程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可喜的是，游劝荣博士《法治成本分析》一书的问世，为学者们今后研究法治开拓了一个新的方法与途径，也为探索中国的法治之指出了更明确的方向。游劝荣博士兼有法学与经济学研究背景，加上其丰富的工作经历与本书新的研究方法，使《法治成本分析》一书的特色彰显无疑。
概念是思维的逻辑起点，游劝荣博士亦明白这一点，因而全书从法治的概念出发，把读者的思维引向法治成本这一概念。作者在书中试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法治的静态成本与动态成本，前者是从法治结构角度考察，后者是从法治进程角度考察，然后指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法治之路。尽管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我们在书中并没有看见经济学中那些令人头晕的成套的经济学理论与复杂的数学公式或者大量的统计数据。这一特点使得让我这样不懂经济学的人能够把全书读下去。而且全书文笔流利，一点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感觉。更吸引我的是，全书没有大谈法治成本理论，而是引用我们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去说明作者的观点。这些例子尽管有些早已见诸媒体报端，有些也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但作者很好的把它们与法治成本问题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全新的视角。
比如，作者举了一个“随地吐痰”的例子，是讲多年前，一位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吐了一口痰，被执勤的老大妈罚款5毛钱。这位年轻人痛快地给了一元钱，说：“大妈。你不用找了！”转身又吐了一口。这一问题在一般的人看来，也就是道德问题，但作者却往更深层次看，即表面上是道德问题，而从法治成本上看，却是守法与违法不成比例，导致违法后果很轻松，使违法者“潇洒得起来”。这样一个例子，就把“守法与违法成本”的“反比例”问题给说清楚了。这不仅说清楚了问题，而且让人一看就懂一看就明白。相反，如果作者完全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这个“守法与违法成本”的“反比例”问题，问题能否说清楚是另外一回事，能否让我这样的经济学“门外汉”看懂，却是个问题。又如，作者还以某城市火车站广场的一项管理制度为例进行说明，如果守法成本高，人们倾向于选择不守法，甚至违法。某城市火车站广场不禁止抽烟而禁止随意乱扔烟头，广场管理当局对违反规定乱扔烟头者规定罚款５元，并频频得手。原来该火车站广场基本不设置可以丢弃烟头的痰盂、垃圾箱之类的设施，而火车站广场活动的人以乘客为主：一是乘客经常都要排队，二是基本上都大包小包地拎着行李。再加上丢弃烟头的设施缺乏，乘客在是否守法时就会考虑守法成本问题：跑远一点找个痰盂或垃圾箱扔烟头吧，排的队序可能丢了，行李也可能丢了。拎着行李走吧，费力不算，排的队序仍然保不住。就近扔了吧，烟头还没落地，“执罚”的大嫂可能就已经出现在你面前了，接下来乘客只好乖乖地交罚款了。不用多加理论，这很容易就让我们明白了作者的意图。作者所举的这些人们所熟悉的通俗例子，在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却借以阐明了重视法治成本的深刻道理。
游劝荣博士还从法治进程角度考察了法治的动态成本问题。作者对法治动态成本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法治在其运行过程中，社会必然会为法治进程支付代价，包括效率的消解、公正的流失、体制失灵、观念失衡以及社会经济负担随之加重等。作者理性地提出，“当我们为作为法治两大支柱之一的分权与制衡这个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之科学、合理和正面功能大唱赞歌的时候，也要看到它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它会消解一部分效率，这是我们在推进法治中必需正视的代价，也是法治进程中必需的成本之一。”（见书127页。）与此同时，作者对此提出更有远见的看法：“我们意识到这种成本和代价，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法治的努力，放弃侵权与制衡和严格程序两大制度设计。相反，我们正视这种成本和代价，并且从更高的视角、更长远的视野来认识这种成本和代价。”（见书第130页。）在论述公正的流失时，游博士通过个案的分析，以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为切入点，科学严密地论证了程序公正的代价。而作者在给“程序主义崇拜者” 泼了“程序代价”的冷水之后，对程序正义的代价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从容指出：“我们主张要正视并充分认识这种程序局限性的危害，并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程序制度，让程序更彻底地与实体公正协调，以承担起‘运载’实体公正的使命，并使　之在‘运载’过程中减少流失。”（见书第165页。）游博士还强调法治的社会成本，并把体制失灵、观念失衡等一起放入法治的动态成本进行分析，并且认为，法治进程中的成本是必然也是必要的，而且“这种成本的支付，伴随着整个法治进程的自始至终。”（197）作者在书中对法治进程中社会为法治支付的成本和代价的揭示，意在“引起人们对法治及其进程进行正确的认知、科学的分析、辩证的思考、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法治成本的支付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是否就放任自流不闻不问呢？对此，游劝荣博士在论述法治成本，指陈不重视法治成本的弊端的同时，也提出了节约法治成本的方法与途径。作者在批判法治代价认识误区的“高成本论”和“无成本论”以及反驳依法治国“悲观论”和“速胜论”之后，作者提出，需要运用制度建设和非制度方法以及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节约法治成本。作者又以鞭炮“禁放令”为例，阐述单纯依靠制度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还需要非制度方法的帮助，或者制度与技术相结合。
读完该书后，作者广阔的思维与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方式令我记忆尤深。可以说，游博士充分利用了现实生活这一“富矿”，其书中所举例子皆来源于实际生活。作者对“本土资源”有深刻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这本书还可以说是对“本土”法治的研究。书中找不到对国外法治理论或制度的引用，也找不到作者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尖锐批判，但文字中隐含着作者对现实法治进程中对法治成本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视而不见的警醒。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住了法治成本问题，全书简洁明了的文字把我们引入一个经济学与法学地交叉领域。
然而，在我看来，游博士的《法治成本分析》在有些地方的论述我还不太明白。如，游博士在分析到法治的动态成本时，讲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问题，一方面讲要充分认识到程序公正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讲“法治就其价值判断而言，最终追求的仍然是实体公正，而不是程序公正，尽管程序公正本身也很重要。”（第151页。）同时作者认为“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程序公正只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第149页。）也即，在作者看来，无论程序公正多么重要，也只是运载实体公正的工具而已。那么程序的设计要最大限度的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让公正的程序服从和服务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两者的位置放在同等地位，而是更加看重实体公正，程序则沦为保障实体公正的工具，哪怕作者已经认识到程序本身也很重要。作者还认为，“如果在公正程序动作下的结果依然是不公正的话，人们对这个过程公正、程序公正非但不会有正面的认同，反而易被指为虚伪、‘作秀’、变得毫无价值。”（145页。）作者进一步指出，程序公正运行中会造成实体公正的牺牲和流失。综合作者的观点，实体公正是最终目标，程序公正在运载实体公正的过程中，又造成了实体公正的流失，也就是说为了实现那个目标而在实现过程中反而造成了目标不能实现。那么这流失的公正到底是为了实体公正付出的代价还是程序公正付出的代价？作者认为是程序公正付出的代价。这有点说不通，因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实体公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一定代价。在我看来，把程序当作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的前提在于一部完美无缺的实体法的存在。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否则我们的法律就不需要修改了。同时实体公正与否，是由程序来决定的，因为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的假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因此，尽管游功荣博士也认识到程序公正本身也很重要，但我不赞同他把程序看作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的观点。
此外，作者虽然针对如何节约和控制法制成本提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其中仍存在让我不解的地方。比如，作者提出制度建设来节约法治成本，认为“从本质上说，法治就是一种制度，用制度的方法解决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是一种最直接的方法。”（第213页。）那么我认为，这种方法，本身已经融入到法治进程当中。既然法治就是一种制度，建设法治的过程就是建设制度的过程，那么法治成本的节约应当看作是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实现的，简单的“制度建设”能否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仍存在疑问。同时作者还提出运用非制度方法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节约法治成本。这里作者似乎没有考虑这个技术的成本问题。孰不知，技术的成本也是非常的大。比如作者在书中举例通过探头控制交通违规的技术方式、以及通过结合技术解决鞭炮问题。技术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在书本的前面讲到静态成本时，作者也分析到执法成本问题，并且指出我国的经济相对落后及财政制度的障碍决定了我们的执法成本投入不足。在法治进程中引入技术应当说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技术的落实却并不那么容易。比如，在路上安装探头等先进设备，如果要在每个路口都安装探头，违章的肯定会减少，但这些设备往往费用高昂，这一笔费用算不算入法治成本呢？又如，加强鞭炮的技术研究开发，这笔费用又由谁来负担呢？如此种种，既讲到技术，后面就不能没有MONEY的支持。君不见，技术的发达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技术的发达，而且目前世界上技术发达的国家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同时，以制度与技术相结合之路节约法治成本，的确是个美好的设想，但若两者发生冲突了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在书中也没有提及。
但总之，游劝荣博士这本《法治成本分析》为我国法治问题的研究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其借用了经济学领域的成本理论，对法治成本进行了整体分析，于理论、于实务，皆颇具价值。因而，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拜读的专著。诚如游荣博士在该书引言中所说：“研究法治及其进程的成本的现实意义在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法治之路。这是法治进程中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附：《法治成本分析》 作者：游劝荣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12-1　　 定价：18元

　　本书试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违法等法治诸环节的成本以及法治进程中的动态成本，选择用最少的成本、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推进法治进程的模式，科学地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经济发展要求的法治道路。其论述广褒法治的各个环节和动态与静态各个方面，资讯翔实，论述周全。具有理论的开拓性和实践的可行性，是一本以新的视角研究法治的理论与实战的著作。
　　本书不只阐释了静态的法治成本，也从法治进程的角度分析了法治的动态成本；不只阐释政府的法治成本，也强调为一般人所忽略的法治社会成本；不只指出不重视法治成本的弊端，也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和非制度方法以及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节约法治成本。本书虽然着重释法治成本的理论，由于其涉及法治的各个环节，因而也是一本有关法治的通论，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游劝荣简介：男，1963年8月生，汉族，福建上杭县人。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200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福建省司法厅研究室副主任，福建省法学会秘书长兼《法制?望》、《福建法学》主编，福建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副局长，中共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福建省南平市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兼福建省南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出版过各类著作10余册，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福建省法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常年法律顾问，福州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