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职场性骚扰 敌意环境型性骚扰 交换型性骚扰 替代责任 自己责任
内容提要: 雇主对职场中发生的性骚扰行为承担责任的性质，存在着替代责任说和自己责任说两种相对立的观点。解决职场性骚扰情况下雇主责任的承担有两种路径:侵权责任法和劳动法。通过侵权责任法解决职场性骚扰的责任，雇主承担对自己安全保障义务违反的不作为责任，属于过错责任，自己责任。在劳动社会保障法领域，雇主承担对劳动者保护的法定义务，应该提供给劳动者较好的工作环境，如果雇员违反法定义务致使雇员受到损害，雇主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是违反劳动法规定的法定义务承担的后果，其实质仍然是一种自己责任。
随着职场性骚扰案的日渐增多，职场性骚扰责任承担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其中燕山大学曹艳春教授对此问题的研究较具广度性与深度性。曹教授在考察欧美主要国家关于职场性骚扰民事责任承担规定基础上，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近十篇关于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的学术论文（注：相关观点参见曹艳春:《论职场性骚扰的雇主责任——以雇主禁止性骚扰义务为中心》，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曹艳春，刘秀芬:《解读职场性骚扰》，载《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曹艳春，刘秀芬:《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归责原则研究》，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曹艳春:《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的法经济学分析》，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5期;曹艳春，刘秀芬:《职场性骚扰案件的证明责任——兼从推定角度谈举证责任承担》，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曹艳春，刘秀芬:《职场性骚扰类型研究》，载《学习论坛》，2009年第4期;曹艳春，刘秀芬:《职场性骚扰的共同侵权责任形态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1期;刘秀芬:《职场性骚扰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研究》，燕山大学2009年硕士毕业论文(一方面该文章指导教师为曹艳春教授，另一方面由于曹教授与该作者合作发表诸多文章，故而笔者将该文作为曹教授观点的一部分)。），出版了专著《雇主替代责任研究》，论证职场性骚扰情况下雇主承担替代责任的合理性（该观点参见曹艳春:《雇主替代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266页。）。曹教授对职场性骚扰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对后续学者研究职场性骚扰责任的承担、关注职场雇员劳动者权益、性别歧视等问题具有启发性作用。笔者赞同曹教授有关对雇员弱势群体重点保护的思想，但就曹教授主张的职场性骚扰雇主替代责任的观点提出疑议，认为职场性骚扰侵权作为一种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侵权行为不适用雇主替代责任，应该由侵权行为人承担自己责任，故此，对曹教授的职场性骚扰雇主替代责任观点进行商榷，以期为未来我国有关规制职场性骚扰立法提供思路并对司法审判提供学理化指导。
一、雇主替代责任的一般法理
判定职场性骚扰雇主是否承担替代责任首先要清楚替代责任的内涵。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的种类包括两种，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和对他人行为的责任，对他人行为后果承担的责任在侵权法中被称为替代责任。替代责任的实质就是当行为人同第三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时，行为人对第三人造成的对他人侵权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与传统的自己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自己责任不同，在替代责任中，侵权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相分离，由与侵权行为人有特殊关系的主体对侵权行为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故而称之为替代责任。“所谓替代责任，是指行为人就与自己有某种关系的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的侵权责任。”［1］一般认为，构成替代责任需具备以下几个要件，侵权行为人与责任承担人不是同一人，如果责任承担人承担的责任是对自己过错行为(作为或不作为)承担的责任，则不属于替代责任;侵权行为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替代责任人仅对其有特殊控制、监督关系的主体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对与其没有特殊关系或不能进行控制监督的人的侵权行为不承担责任;责任人对侵权行为人具有控制义务;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后果，应该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赔偿。
在民事责任领域，以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为一般情况，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与侵权行为人有特定关系的人承担替代责任。法律规定替代责任的法理基础一方面在于，在特殊情况下，侵权行为人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不具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较弱，此时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够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为了保护受害人利益，法律规定由与侵权行为人有某种关系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侵权行为人与替代责任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侵权人的行为是为替代责任人谋取利益，让其承担替代责任符合利益风险一致原理。第三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不在于其违反侵权法上的义务，而是因为其与侵权行为人存在特殊关系。在替代责任中，由于责任人是对他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故而在适用替代责任时，不考虑责任承担人的主观过错，无论其有没有过错，只要其负有监督照顾义务的人造成他人损害且无能力赔偿，责任人就得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替代责任人承担的是一种无过错责任，是一种对他人侵权行为后果承担的责任，故而称之为“替代”。
雇主就其雇员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制度通常被认为起源于古罗马的准私犯制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马法在准私犯的内容中规定了船主、客店主人或马厩主人对于其雇用的人给旅客、顾客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两种典型的替代责任，监护人责任和雇主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上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可知，用人单位或雇主对其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后果承担的赔偿责任属于替代责任，凡是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用人单位就要对其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雇主对雇员的行为承担替代责任必须符合一定的构成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雇员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行为，如果雇员从事的行为与执行职务没有关系则雇主不承担替代责任，应该由侵权行为人自己承担责任。在判定侵权人行为是否为执行职务行为主要有以下标准:雇员是否按照雇主的意思执行职务;雇员的行为尽管不是按照雇主的意思行事，但如果其行为是为雇主谋取利益的也可认定为执行职务的行为;雇员行为具有执行职务行为的外在表征。因此，如果能够判定雇员的行为不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则雇主不应该承担替代责任。那么，雇主替代责任的规定能否适用于职场性骚扰中，雇主应否对发生在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承担替代性赔偿责任呢?或者说雇员实施的职场性骚扰行为属不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呢?阐释这些问题，需要明确职场性骚扰行为的内涵并对其责任性质做出分析。
二、职场性骚扰雇主替代责任主要观点
顾名思义，职场性骚扰指的是发生在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职场性骚扰是发生于工作场合的或与工作有关的，加害人对受害人实施的、以侵犯对方人格权为目的的、基于性或性别的行为，该行为会对受害人的工作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使受害人的工作环境变得充满敌意性、胁迫性、侵犯性。”［2］依据不同的标准，职场性骚扰行为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在美国，依据被害人丧失雇佣机会的有形还是无形，将骚扰行为分为交换型性骚扰和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曹教授同意这种划分方式，但不同意以受害人丧失雇佣机会的有形还是无形作为划分标准，她认为应该根据骚扰行为实施的主体是否为管理者以及骚扰行为的方式是否为交换做出划分［3］。“交换型性骚扰是指单位的管理者(或其他有权者)对雇员(通常是女性)要求性施惠(sexual favors)，以作为维系正常雇佣关系的条件。”［3］认定性骚扰行为是否为交换型性骚扰，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管理者通过交换的方式实施了性骚扰行为;二是该行为造成了有形雇佣行为，导致雇员在“雇佣地位上的重大的改变”，包括:雇佣与解雇;提升与未能够提升;降级;不希望的重新任命;引起重大的利益上改变的决定;补偿的决定和工作的分派等［4］。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定，某些不当的性行为，即便与给予或拒绝经济利益没直接联系也可构成性骚扰行为，即“当该行为试图或已经不合理地影响到某个人的工作表现，并造成畏惧的、敌意的、侵犯的工作环境时”构成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根据曹教授对性骚扰类型的划分，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是指在骚扰行为中骚扰主体没有通过“交换”的方式，实施骚扰的主体一般为普通雇员而非享有管理权的管理人员。交换型性骚扰是指具有管理职权的人通过与受害人进行利益引诱或威胁等交换方式实施的骚扰行为。
骚扰类型的不同，导致雇主责任承担的归责原则不同。敌意环境型性骚扰雇主承担责任的依据是雇主防范义务的违反，“这种类型的性骚扰雇主责任要求雇主尽积极的义务，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减少、避免性骚扰，对已发生的性骚扰给予途径及程序上的救济。否则的话，就要对其不作为的义务承担法律上的责任。”［5］由于这种类型的性骚扰雇主替代责任是建立在雇主对防止性骚扰有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的责任，因此，认为在敌意环境型性骚扰中雇主承担过错性的替代责任［5］。在交换型性骚扰情况下，雇主承担严格责任的替代责任。其法理依据主要有:法经济学理论，危险控制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实质公平理念，劳动契约本质要求［6］。
在对职场性骚扰受害人救济途径选择上，存在侵权法救济与劳动保障法救济两种路径，源于我国劳动保障法对劳动者保护的不足，多数学者提出了通过侵权法追究雇主责任保护受害人的想法，“因此，在侵权责任法中，对性骚扰的雇主责任加以规定，无疑是我们的明智选择。”［7］在侵权法领域，学者们出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考虑，提出了在职场性骚扰中适用替代责任，由雇主对雇员或第三人实施的
性骚扰行为承担替代责任。
三、职场性骚扰雇主替代责任辨析
依据侵权方式的不同，职场性骚扰分为敌意环境型性骚扰和交换型性骚扰两种。因此，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也按照这种分类方式分别就两种情况下发生的骚扰行为责任性质予以剖析。
(一)敌意环境型性骚扰中雇主责任性质
与交换型性骚扰相比，敌意环境型性骚扰中不存在直接交换行为，被害人并没有丧失有形雇佣机会。但由于雇员享有在一个清静、无骚扰的环境下工作的权利，因而一旦雇主对充满性骚扰的环境没有事先的预告、控制及事后没有建立相关的救济机制，雇主就应当为其违反建立安全工作环境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雇主之所以承担责任是因为其违反了提供给雇员清静、无扰的工作环境，是对自己监管、保护义务的违反，雇主承担的责任是对自己过错行为承担的过失责任，因而属于自己责任，而非替代责任。在性骚扰案件审理中，如果雇主已采取措施试图去制止性骚扰的发生，或雇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解决性骚扰纠纷机制，法院通常不会判定雇主承担责任。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是由同事而非管理者实施的，雇主只在了解存在性骚扰而不采取救济措施情况下才承担性骚扰的责任。已经采取了预防性和救济性程序和政策的雇主们有权进行免责辩护［8］。
在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情况下，如果主张雇主承担替代责任可能发生大量的受害人损失得不到救济情形，因为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情况下很多“骚扰”行为并不构成侵权，或者确切地说没有达到承担赔偿责任的程度。既然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雇主当然不承担替代性赔偿责任。以美国Broderickv．Ruder案件为例，管理者雇员对实施性贿赂者给予的偏袒，会造成对其他雇员的不公平待遇，这在实践中被称做性徇私(sexual favoritism)。即若有人真的与上司有性的交换，而换得较好的工作待遇，对其他受雇者亦为一种不应有的骚扰［3］。上司与雇员发生的性交换行为成立交换型性骚扰，但交换行为的间接后果构成对第三人的性骚扰，或者确切地说构成劳动法上的歧视行为，此时成立敌意环境型性骚扰行为，但受害第三人如果主张受到了侵权法上的损害，认为交换型性骚扰的两个主体(交换型性骚扰中的加害人和受害人)的交换型性骚扰行为构成侵权就有些牵强，此时加害人与受害人都是骚扰主体，如果构成侵权的话，雇主替代谁承担责任?雇员还是受害人?另外，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交往的行为越来越密切，每个人都应该对他人的行为承担一定的容忍，构成侵权行为必须是对他人权益造成较为严重后果的行为，必须需要侵权法予以赔偿，否则，动辄适用侵权法进行救济则会妨碍人们的行为自由。根据侵权法的一般观点，对于法益及相对权的侵害只有在当事人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法律或故意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情况下才承担责任。“加害人因为故意或过失侵害绝对权的，主观归责要求有过错;加害人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侵害相对权和某些利益，主观要求是故意;加害人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而侵害别人的利益(不包括相对权)，加害人不能证明有过错的，推定有过错。”［9］在职场中，发生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是因为雇主违反了劳动法上提供给雇员清静工作环境的义务，但并没有构成对具体行为人的侵权，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当然，是否承担其他法上的责任则需依据具体的法律进行认定。
总之，在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情况下，由于受害人并没有通过“交换”的方式丧失有形雇佣机会，很难说受害人遭受了侵权法上法益的损害(比如不针对特定人讲黄色笑话)，故而不能对性骚扰行为人提出侵权法上的救济。但在敌意环境型性骚扰中，受害人有权获得安全、清静工作环境的权利没有受到雇主的保护，因此被害人可以通过劳动法请求雇主承担过失赔偿责任，雇主承担的赔偿责任，属于对劳动保护法保护雇员工作环境法定义务违反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属于雇主自己责任，应该通过劳动法予以解决。即使在敌意环境型性骚扰中，受害人受到损害的程度比较严重，受害人也只能针对具体侵权行为人提起诉讼，不能要求雇主对侵权行为人侵权行为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的法理笔者将在下文予以详细阐述。
(二)交换型性骚扰雇主责任性质
在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情况下，侵权行为人实施性骚扰行为没有通过交换行为，没有利用其享有的管理权，性骚扰行为的实施没有借助雇主赋予给雇员的管理权限，因而，雇主不应该对雇员的性骚扰行为承担替代责任。雇主如果承担责任的话，仅仅属于安全保障义务违反的责任，是雇主自己的责任。交换型性骚扰中，骚扰行为的实施往往借助了其手中的管理权，因而，曹教授及相关学者认为此种情况下的性骚扰由雇主承担替代责任具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笔者认为，在交换型性骚扰中雇主不应该承担替代责任。其理由在于:
第一，从替代责任关系看，替代责任不适于雇员之间的性骚扰行为。如前所述，在替代责任关系中，由责任人对其监督控制的行为人造成的对他人侵害的后果承担责任，属于一种外部责任，受害人往往属于与责任人没有关系的第三方。在交换型性骚扰情况下，骚扰行为的实施主体是隶属于雇主的、享有一定管理权限的管理人员，受害人同样是雇主的员工，同样隶属于雇主或企业，侵权人与责任人都是员工，不存在对内、对外关系问题，此时能否适用替代责任解决存有疑问。受害人受到的损害属于在工作中或执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受到的损害，雇主有义务对此损害予以赔偿，没有必要通过替代责任机制予以解决，依照违约责任或雇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违反责任解决受害人与雇主间的赔偿关系或许更为合适。
第二，从侵权行为后果角度看，职场性骚扰替代责任没有适用余地。法律规定替代责任的法理依据是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能力明显不足，不能对受害人进行有效救济，从而令与侵权人有特殊关系且具有赔偿能力的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侵权行为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赔偿使受害人受到的损害得到有效救济，法律不会规定替代责任。比如，在监护人责任中，由于未成年人没有财产所以由监护人承担替代性赔偿责任，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则用被监护人的财产予以赔偿（《侵权责任法》第32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同理，在雇佣关系中，劳动者造成他人损害情况下，受害人往往不能从劳动者处获得有效救济，从而法律规定了雇主的替代责任。但相比较其他侵权行为，性骚扰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特殊性，往往涉及到受害人人格权益的侵害。受害人遭受的往往是精神利益的损害，与有形损害相比，这种无形损害一是数额不容易确定且赔偿额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延迟的赔偿并不会带来损害的进一步恶化，不会像其他物质性损害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济可能造成身体上的终身残疾或家庭不幸，换句话说，这种损害后果不具有赔偿的迫切性。因此，从赔偿额度与赔偿的急迫性需要考虑，通过侵权行为人自己的赔偿完全能够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不需要雇主承担替代责任。而且既然交换型性骚扰实施的主体大多为享有一定管理权的人，其并不缺乏赔偿能力，其自身的赔偿能够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不容置疑的是侵权法的功能是填补损害，但法律并没有将填补损害功能绝对化，当侵权人对损害后果发生没有过错时，只能由受害人自己承受不幸是法理，不能因为侵权法具有填补损害功能而将所有损害都找到赔偿主体。近代民法之所以采纳过错责任作为主要归责原则，根本原因在于对自由的保护，如果职场性骚扰完全由雇主承担责任，确实可能有利于受害人的保护，但雇主是否还敢从事职业?同样，如果由雇主承担责任不仅不利于性骚扰行为的减少，甚至有可能加剧，因为直接加害人躲避了惩罚，没有体现出侵权法的惩罚功能。
第三，从责任承当方式看，职场性骚扰中雇主承担替代责任不利于被害人救济。《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八种侵权责任承当方式，对于精神性损害，除了对受害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外，还可以采取其他的责任承担形式，而且其他责任承当方式如赔礼道歉可能更能满足受害人心理的需求，更利于解决纠纷。职场性骚扰行为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性权益，在责任承担方式上应该不限于精神损害赔偿，受害人一般除了要求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外，更愿意接受一些非金钱赔偿性的责任承担方式，比如赔礼道歉。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的真诚悔过和赔礼道歉行为往往更容易抚慰受害人的心理，更容易为受害人所接受。而要求雇主承担替代责任则只能是金钱性赔偿，责任承担形式的单一性不利于损害后果的恢复。
第四，从骚扰行为的性质看，职场性骚扰行为不属于执行职务行为。主张雇主替代责任的学者认为，职场性骚扰行为借助了雇主赋予的管理权，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交换型性骚扰发生的场合存在一个‘非正常化’的介入因素——监督管理者雇员享有支配其他雇员的特殊权限，而这一权限恰恰来自雇主的特别授权，即监督管理者雇员在被赋予接近下属雇员机会的同时也被赋予足以实施性骚扰行为的必要职权。”［10］这一权限来自雇主的特别授权，即监督管理者雇员在被赋予接近下属雇员机会的同时也被赋予足以实施性骚扰行为的必要职权。根据“害之所出、损之所负”的自然法则，在交换型性骚扰发生时雇主理应承担严格替代责任。不管交换是否事实上构成骚扰的一部分，管理人实施的性骚扰是由雇主的企业引起的，视作管理者权力的滥用和雇主手臂的任意延伸［10］。认为在交换型骚扰情况下，雇主之所以承担赔偿责任是因为管理者实施的行为是雇主的行为，因而雇主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职场性骚扰行为不能认定为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其强烈的人身属性决定了这种行为的实施不可能看作是他人的行为，也不可能代替别人实施这种行为，行为主体的行为只能看作是自己的行为，最终由自己承担责任。认为性骚扰行为属于雇主行为，从而由雇主承担责任的观点至少存在以下难以解释清的问题:首先，不考虑这种观点的结论是否正确，至少形式逻辑上存在问题。如果管理者的行为是雇主的行为，那么雇主承担的应该是自己责任，其责任的性质不是替代别人承担责任，不属于替代责任。其次，职场性骚扰行为不适于代理关系。认为管理者的行为属于雇主行为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代理说或代表说，但笔者认为，这两种学说都不能作为职场性骚扰行为替代责任的依据。(1)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在其授权范围内从事法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在交换型性骚扰情况下，管理者侵权人能够实施性骚扰行为确实与其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有关，但这种权力的行使是否属于雇主的授权，如果不是，雇主为何要承担责任?如果是授权，为何称为替代责任，而非雇主自己责任?(2)代理行为必须是法律行为，代理人从事侵权行为能否适用代理关系解决，最终后果能否由雇主承担存有疑问。(3)职场性骚扰行为能否作为表见代理的问题。职场性骚扰能否作为表见代理的问题，是指性骚扰行为人实施骚扰行为尽管没有明确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但实施行为的性质是否实质上认定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从而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的问题。如果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或指示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由雇主承担责任。杨立新教授指出:“雇员的行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不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1)超越职责行为。在雇佣关系存续期间，受雇人执行职务为了实现其受雇职能的一切行为在内。但是，受雇人超越了他的职责范围而实施的行为，不属于执行职务行为，雇主不承担责任。(2)擅自委托行为。受雇人未经雇主授权，擅自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委托他人去做，也不是执行职务，雇主对受委托的该人所为的侵权行为不负责任。(3)违反禁止行为。雇主明令禁止的行为，受雇人而为之，不属于执行职务。(4)借用机会行为。雇员利用职务提供的机会，趁机处理私事而发生的损害，且其行为与执行职务没有关联，则不属于执行职务。但是，雇员在执行职务中，以执行职务为方法，故意致害他人，以达到个人的不法目的，虽然其内在动机是出于个人的私利，但其行为与职务有内在的关联，因此也认为是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11］笔者认为不管侵权行为人采取哪种表征，性骚扰行为不管从哪种角度判断都不可能是执行职务的行为，因为受害人不可能对性骚扰行为做出属于执行职务行为的判断，性骚扰行为的强烈人身属性决定了不可能作为代理行为被对待，雇主不应该对这种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再次，代表行为观点解决不了交换型性骚扰。认为交换型性骚扰情况下雇主承担替代责任的另一个观点认为，由于管理者具有管理权，其从事的行为本身就是法人的行为，因而雇主应该承担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同样存在不合理的地方。(1)雇主的代表人具有限定性，一般具有代表人身份的人只能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能够代表法人的人仅是少数的具有代表权的人，而在一个大型公司中，具有一定管理权的人有很多，他们实施的行为不能作为代表行为，用代表人理论解决不了绝大多数的职场性骚扰。(2)即使侵权行为被认为是代表行为，由于代表行为属于雇主行为，其行为本身就是雇主行为，雇主承担的责任就是自己责任不存在替代责任。(3)人身性质的行为既不适用代理行为，同样也不适用代表行为，即使雇主想通过雇员实施性骚扰也不能由他人替代，雇主不能承担替代责任。因此，与一般雇主替代责任相比，职场性骚扰行为由于其强烈的人身属性从而不可能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雇主对此不应该承担责任。
北京市公园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公园条例
（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2年10月22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5号公布）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公园事业发展
第三章建设与保护
第四章管理与服务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本市公园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促进公园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园、公园周边景观以及规划确定的公园用地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公园，是指具有良好的园林环境、较完善的设施，具备改善生态、美化城市、游览观赏、休憩娱乐和防灾避险等功能，并向公众开放的场所，包括：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儿童公园、历史名园、植物园等）、社区公园等。
本市森林公园的建立、管理和保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本市应当按照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规划、建设、管理公园，发展公园事业。
第四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园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证公益性公园建设和管理所必需的经费，保障公园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五条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公园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区、县人民政府园林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园管理监督工作。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公园工作进行管理。
第六条本市公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本市公园的等级、类别由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确定并公布。
第七条本市对在公园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公园的义务，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劝阻、举报和控告。
第二章公园事业发展
第九条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公园事业发展规划及实施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本市应当积极保护、利用历史名园，发展建设大、中型公园，并注重建设小型公园。
新建居住区必须按照规定标准建设居住区公园。
旧城区改造、新区开发应当规划建设公园。
城市道路两侧、河道两侧，有条件的应当结合周边环境建设公园。
第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公园的功能，不得侵占公园用地，不得擅自改变公园用地性质。
规划确定的公园用地不得擅自改作他用，确需调整时，应当制定调整方案，调整方案需经规划、园林等部门论证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已经占用公园土地、房屋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迁出。
第十二条新建公园应当尽可能选择历史、文化等遗址、遗迹及其他具有纪念意义的区域地点。
鼓励利用荒滩、荒地、废弃地、垃圾填埋场等建造公园。
第十三条本市公益性公园应当以政府组织建设为主导。
本市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建设公益性公园或者以捐赠、认养等方式参与公园建设。
第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积极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公园事业的发展。
第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公园事业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鼓励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推广运用，并按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和保护文化、自然遗产的要求，加强对公园文化、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
第三章建设与保护
第十六条新建、改建、扩建公园应当符合本市公园事业发展规划。
新建公园应当对公园地点、资金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提出可行性报告、计划报告书等。
新建动物园、植物园除应当遵守前款规定外，还应当在动物、植物资源和技术条件、专业管理人员的配备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公园的设计应当由具有相应园林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公园设计规范，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申报批准。
经批准的公园设计方案确需调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八条公园建设施工必须按照批准的公园设计方案进行。建设施工应当由具有相应等级资质的单位承担。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竣工后，应当由园林、规划、建设、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九条建造公园应当以创造优美的绿色环境为基本任务。公园绿化应当科学合理地配置植物群落，注重生态和景观效应。公园的绿化用地比例应当不少于陆地面积的65%。
已建成公园的绿化用地比例未达到规定标准的，不得新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条公园设计必须确定公园的游人容量，游人人均占有公园的陆地面积不得低于15平方米。
公园主要出入口的位置必须与城市交通和游人走向、流量相适应。公园主要出入口外应当根据规划和交通的需要设置游人集散广场、停车场、自行车存放处。收费公园主要出入口外集散场地的面积不得低于每万人500平方米。
大、中型公园出入口周围50米范围内禁止设置商业、服务业摊点。
第二十一条公园内水、电、燃气、热力等市政管线和其他市政设施应当隐蔽布置，不得破坏公园景观，不得设在主要景点和游人密集活动区，不得影响树木的生长，不得危及游人人身及财产安全。不符合规定设置的，应当改建。
第二十二条公园内的各类设施应当与公园功能相适应，与公园景观相协调。
花坛、草坪、喷水池、假山、雕塑、亭榭、回廊等设施，应当突出文化内涵，讲求文化品位，注重艺术效果，配合环境增进景色。
公共厕所、果皮箱、园灯、园椅等设施的数量应当按照公园设计规范设置。公共厕所的建设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二类建设标准。
餐厅、茶座、咖啡厅、小卖部、照相服务部等商业服务设施应当统一规划，控制规模，并应当按照批准的公园设计方案设置。
禁止在公园内新建旅馆、饭店、办公楼以及其他不符合要求的建筑。对已建的，应当逐步拆除。
第二十三条在公园出入口、主要园路、建筑物出入口及公共厕所等处应当设置无障碍设施。
第二十四条在公园内进行工程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征得公园管理机构同意，报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在公园内进行工程施工的，不得破坏公园景观及各类设施，不得影响游人游览安全。施工现场用地范围的周边应当进行围挡，围挡设置高度不低于1.8米。对可能影响游人游览安全的，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在工程险要处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施工结束后，应当恢复原貌。
第二十五条市政公用工程涉及公园用地的，应当采取避让措施。确需穿越公园或者临时占用公园内土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征得公园管理机构和园林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市政公用工程确需穿越历史名园的，建设单位应当经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进行。第二十六条公园内新设大型游乐设施，应当进行论证。其中必须对公园景观、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对安全技术条件进行评估。
设置游乐设施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安全标准和规定。
历史名园内禁止设置大型游乐设施，已设置的应当限期拆除。
第二十七条 本市对公园周边可能影响公园景观的建设项目，实行严格控制。具体的控制范围和要求由市规划、园林等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制定。
公园周边建设工程应当与公园景观相协调。
第二十八条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历史名园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九条历史名园保护区应当以保护原有风貌和格局为原则。禁止损毁、改建、拆除原有文物建筑及其附属物，禁止建设影响原有风貌和格局的建筑物、构筑物。
历史名园周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高度、形式、体量、色彩必须与公园景观相协调。具体的控制标准由市园林、规划、文物等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对已经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的历史名园，市人民政府应当依照规定要求制定有效措施，严格保护。
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
第三十一条对历史名园的利用必须在坚持原有风貌、风格、布局和反映历史文化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按照经批准的规划和谐进行。
恢复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必须经过专家论证，并按照有关文物保护的规定进行。
第三十二条历史名园内文物建筑的维护、修缮等工作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
第三十三条对历史名园保护的经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财政保障。
第四章管理与服务
第三十四条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规划进行建设；
（二）建立健全公园管理的各项制度；
（三）根据需要可以依法制定游园须知；
（四）保持园内设备、设施完好，加强安全管理，维护公园的正常游览秩序；
（五）依法管理、保护公园的财产和景观，对破坏公园财产及景观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要求赔偿或者补偿；
（六）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标准收费；（七）园林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五条公园应当每日开放。因故不能开放的，应当提前公示。
公园的开放时间、收费标准及对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儿童、学生等的优惠办法应当公示。
游人进入收费公园应当按照规定购买门票。
第三十六条公园园容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清新、整洁、美观；
（二）绿化植被长势良好；
（三）建筑物、构筑物外观完好；
（四）设施完好；
（五）水体清洁，符合观赏标准，并保持一定水位；
（六）无外露垃圾，无积水、无污物、无痰迹及烟头。
第三十七条在公园内禁止焚烧树枝树叶、垃圾和其他杂物；禁止搭建棚舍；禁止擅自摆摊设点；禁止随意堆放物料、拉绳挂物。
第三十八条公园的各类牌示应当保持整洁完备，牌示上的文字图形应当规范，牌示内容中的文字应当中外文对照。损坏、丢失的，应当及时更换或者补设。
公园入口处明显位置应当设置游园示意图、公园简介、游园须知；殿堂、展室入口处应当设置简介；主要路口应当设置指示标牌。
第三十九条公园的服务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并且佩带标志，遵守服务规范。
在公园内从事导游活动的人员必须具有导游资格。
第四十条公园可以为婴幼儿、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儿童车、轮椅车等游览代步工具。
第四十一条公园建筑物、高大游乐设施、公园制高点等应当安装防雷设备。
公园内应当合理设置消防水源、消防设施，保证消防通道畅通。
公园内的各类设备、设施应当定期维护检查，保持完好、安全、有效。
公园内的游乐项目未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不得运营。各类游乐项目必须公示安全须知。
第四十二条非游泳区、非滑冰区、防火区、禁烟区应当设置明显的禁止标志。
第四十三条 除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使用的手摇、手推轮椅车和儿童车外，其他车辆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公园。
第四十四条经批准在公园内举办大型活动，搭建舞台、展台等临时设施的，不得影响公园景观。举办活动期间，活动举办单位应当及时清除垃圾等各类废弃物；活动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场地，拆除临时设施，恢复公园景观、绿地、设施原状。对公园树木、草坪、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赔偿。
在公园内拍摄电影、电视应当经公园管理机构同意，报有关部门批准，保证公园财产安全和游人的人身安全。涉及文物的，应当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四十五条游人应当文明游园、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不得影响和妨碍他人游览、休憩。
第四十六条 游人游览公园禁止下列行为：
（一）翻越围墙、栏杆、绿篱，在禁烟区吸烟，在非游泳区游泳，在非滑冰区滑冰，在非钓鱼区钓鱼，在非体育运动场所踢球、滑旱冰，随地吐痰、便溺，乱丢果皮（核）、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
（二）营火、烧烤，捕捞、捕捉动物，采挖植物，恐吓、投打、伤害动物或者在非投喂区投喂动物；
（三）在建筑物、构筑物、设施、树木上涂写、刻划，攀折花木，损坏草坪、树木；
（四）其他影响园容和游览秩序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在公园内禁止追逐游客强行兜售物品，影响游览秩序。
第四十八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公园设计规定的游人容量接待游人。在公园开放时，遇有紧急情况或者突发事件，应当按照应急预案采取临时关闭公园、景区、展馆，疏散游人等措施，并及时向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十九条对发生地震等重大灾害需要进入公园避灾避险的，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开放已经划定的避难场所。公园内避灾的居民应当服从公园管理机构的管理。灾害消除后，在公园避灾的居民应当及时撤出，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恢复公园原貌。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的，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擅自改变公园功能的，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功能，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二）侵占公园用地的，责令立即腾退，恢复原状，并可以按照侵占面积每平方米处300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园未经验收交付使用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历史名园保护区内建设影响原有风貌和格局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貌；对违法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的，并可以按照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面积每平方米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原有文物建筑及其附属物损毁、改建、拆除的，按照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和赔偿。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历史名园周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不符合建设控制标准的，责令限期整治、改建或者拆除。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擅自改变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价值的人文景观原有风貌和格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公园管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标准做好清扫保洁的；
（二）搭建棚舍、擅自摆摊设点的；
（三）随意堆放物料、拉绳挂物的；
（四）牌示污损、丢失不及时更换或者补设的。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的，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翻越围墙、栏杆、绿篱，在禁烟区吸烟，在非游泳区游泳，在非滑冰区滑冰，在非钓鱼区钓鱼，在非体育运动场所踢球、滑旱冰，随地吐痰、便溺，乱丢果皮（核）、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营火、烧烤，捕捞、捕捉动物，采挖植物，恐吓、投打、伤害动物或者在非投喂区投喂动物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在建筑物、构筑物、设施、树木上涂写、刻划，攀折花木，损坏草坪、树木的，给予警告，并处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对其他影响园容和游览秩序的行为，责令改正。
对主要公园内的上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实施；对其他公园内的上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实施。主要公园的范围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在公园内追逐游客强行兜售物品，影响游览秩序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实施。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按照市人民政府授权的范围，依法对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十九条对游人在公园内因意外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应当分清责任，依法处理。
第六十条负责管理、监督、保护公园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六十一条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