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


国家计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价格法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二00二年六月三日 计经调[2002]8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计委、物价局：
　　为进一步加强价格法制建设，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价格法制工作，我委拟定了《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价格法制建设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贯彻落实。
附：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价格法制建设的意见


附件：

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价格法制建设的意见

　　《价格法》颁布实施以来，各级政府和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制定和颁布了一批与《价格法》配套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加强了依法行政、依法治价，价格法制监督职能逐步完善，价格法制宣传和普法工作更加深入，各级从事价格工作的干部的法制观念明显增强，为发挥价格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价格法制建设与建立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要求相比；与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开价格，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的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价格管理和价格行为方面，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为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委法制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价格法制建设，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价格法制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明确价格法制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
　　价格法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法制观念，将各项价格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切实履行“定规则，当裁判”的职责。把价格工作的重心尽快转到制定政府定价规则和市场价格竞争规则上来，转到加强价格行政执法、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创造公平竞争价格环境上来。不断提高价格工作队伍的依法行政素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价格法制工作主要目标是：认真贯彻《价格法》，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加快价格立法步伐，建立比较完善的价格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依法行政制度，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建立健全价格法制监督机制，加强价格法制宣传教育。基本上做到，价格行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形成良好的价格法制环境。
　　根据价格法制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本地区价格法制工作规划，对年度和中长期价格立法、执法、普法、法制监督及价格法制宣传、培训作出具体安排。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价格法制环境和法制工作条件不同，各地在全国价格法制工作的总体部署下，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研究制定各自的价格法制工作规划。国家计委将按照本意见的要求，通过制定年度法制工作安排，落实全国价格法制工作规划。
　　二、加强价格立法工作，加快价格立法步伐
　　完善《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试行)》，研究制定政府制定价格集体审议制度，制定和完善分行业、分品种的商品和服务定价办法。对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公益服务价格，要抓紧研究制定成本约束、定期审价、专家审价、价格公示等规定。通过积极实践和不断完善价格决策听证，制定出政府价格决策听证的正式办法。完善规范价格行政执法行为的法规规章，制定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配套的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增强有关价格法规规章的可操作性。
　　继续做好出台国家机关收费管理条例草案的上报送审工作。研究制定进一步规范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国家储备物资价格管理等规范政府价格调控行为的法规规章，增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控价格的能力，提高调控效率。
　　进一步完善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法规规章。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充实和完善《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规章。研究制定制止价格垄断和价格歧视等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规定，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研究制定规范具有垄断性的经营服务收费行为的法规规章；研究制定行业组织价格行为规范，加强行业价格自律，发挥行业组织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作用。
　　根据国家有关涉案价格鉴证工作的要求，在国家计委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联合制定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尽快制定涉案价格鉴证管理法规、规章。依法规范涉案价格鉴证机构与人员资质审批程序，规范价格鉴证领域监管秩序和价格认证中心工作。 　　
　　加强立法制度建设，提高价格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认真贯彻《立法法》和国务院关于制定法规和规章的各项规定，规范价格立法工作。建立立法项目负责制和立法会商制度，对重大立法和立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做到有领导、分层次地协商解决。严格遵循立法工作程序，把好立法质量关，确保价格法规规章的严肃性、权威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建立立法质量考评制度，制定考评方法，促进价格立法质量和效率的不断提高。建立价格法规定期清理制度，及时修改和废止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法规规章。继续加强立法解释工作，及时对价格执法工作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立法解释，保证依法行政和行政复议、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
　　协调统筹中央与地方的价格立法工作。国家计委将根据立法规划的安排，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并集中力量出台重要的价格规章。地方价格主管部门要在全国统一规划的指导下，积极创造条件，对重要价格立法项目争取先出台地方性法规，以推进全国价格立法工作。
　　三、严格依法行政，强化执法监督
　　强化依法行政意识，严格依法行政。在认真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价格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依法完善行政审批制度，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强化行政责任制，把价格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价格行政职权与行使权力应负的责任统一起来，以责任制约权力。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明确执法依据、权限、程序和责任，规范行政程序，严格按程序执法。建立健全规范价格调整、制定和审价等工作的程序制度。积极推进和完善案件审理委员会工作，研究试行价格违法案件公开审理。继续健全和完善价格举报制度。完善价格决策听证，提高价格行政的科学性。进一步发挥成本调查在政府制定价格过程中的作用，依法建立成本调查、审核及监测制度。明确在新的形势下价格成本调查工作的范围、原则、程序和方法，规范成本调查工作。在完善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的同时，制定工业品、公用事业、公益服务成本和国家机关收费成本调查办法。依法强化价格监测工作，为价格行政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强化执法监督。加强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对下级价格主管部门的纵向法制监督，发挥价格主管部门内部的横向监督职能。建立定价监督委员会和价格行政处罚错案追究、评议考核、重大案件审理通报等制度。加强价格行政复议工作，健全价格行政复议工作制度。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委法制工作的意见》中价格行政复议范围、受理机构、职责分工、审理程序、应对机制等要求，规范办理价格行政复议案件的基本程序，加强价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的组织和协调。严厉查处价格工作人员在价格制定调整、价格听证、收费年审、价格检查、案件审理、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价格鉴证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加强行风建设。
　　开展《价格法》及有关法规规章执法检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要积极争取，主动配合、协助人大、政协和政府法制部门开展价格执法检查。检查价格主管部门是否严格依法行政，纠正行使职权上的“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通过执法检查，将近几年《价格法》实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研究，为完善和修订《价格法》做好准备。
　　四、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工作
　　建立健全价格法制宣传的工作制度。要根据价格法制工作的要求，结合不同时期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价格法律热点问题，确定宣传重点和主题，利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和咨询解释工作。加强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突发价格法制事件的有关研究解释工作，形成对社会关注的价格热点问题适时适度开展宣传解释的灵活反应机制。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开展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宣传处理重大违法案件的法律依据和处理结果，增强经营者和消费者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建立价格宣传工作责任制，严肃宣传工作纪律。
　　根据国家“四五”普法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委法制工作的意见》，按照国家计委关于“四五”普法工作的具体安排和干部培训工作计划，在系统内重点推进《价格法》、《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普及教育工作。改进法律知识培训工作，逐步实行培训内容、师资、课程正规化，重点加强有关法律和价格法规规章的专门培训。
　　要逐步完善价格政策法规公布公示制度。实行价格法规及时公布、月度公报，隔年集中汇编发行的制度。办好《物价公报》，开展价格政策法规咨询服务，为价格立法、执法、普法和法制宣传创造条件。
　　五、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加强价格法制工作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作为价格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立健全价格法制工作调研制度。通过调查研究，总结我国二十多年来价格改革的实践经验，充实和丰富价格法制理论；把握经济生活和市场变化对价格法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推动价格法制工作创新；研究国外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实践经验，吸收国外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价格法律法规体系和法制工作制度。
　　充分发挥法制工作的服务作用。价格法律工作者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努力为各方面价格工作搞好服务，通过及时有效的服务加强价格法制工作，提高自身工作水平。
　　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在立法研究、执法实践、法制机构设置、法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加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沟通与交流。加强价格主管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社会有关方面的协调、联系与沟通。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内外结合”的工作方法，加强与社会上有关法制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大专院校专家学者的交流。加强与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联系与沟通，广泛征求和听取各方面对价格立法、执法等法制工作的意见。加强与国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有关机构的联系和交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调研、考察、刊物交流等方式方法，丰富价格法制工作。
　　六、加强组织领导，加快队伍建设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价格法制工作的领导，建立法制工作领导负责制，健全价格法制工作制度，加强价格法制人才培养，尤其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应诉人才培养，切实解决法制工作经费。
加强对法制工作的指导，做好价格法制政务信息工作。国家计委要及时向地方部署和通报全国价格法制建设的计划、重要措施和价格立法情况；办好《价格分析与法制》、《价格情况》和《价格监督检查》等工作简报，交流各地价格法制工作经验；不定期召开各种形式的价格法制工作专题研讨会、通气会、经验交流会，进一步加强系统联系，发挥整体优势，推动全国价格法制建设。地方价格主管部门要及时用政务信息向国家计委反映当地价格法制工作情况，上报价格立法情况和新发布的价格法规、规章。各地发生的价格行政复议案件和价格行政诉讼案件，要及时向国家计委报告，以便加强有关协调指导工作。
　　加快法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加快价格法制工作人才培养。继续优化干部知识结构，加强价格管理干部对法律基础知识、市场经济规则以及世贸组织规则的学习，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根据实际需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结合建立价格专家委员会，组织系统内外法律专家研究重大价格法制问题，增强专家对价格工作的了解，形成一支既有法律造诣又熟悉价格工作的专家队伍。

韩佰军等18人犯罪团伙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满德利


一、主要犯罪事实
1、主要犯罪形式赌博罪
1998年5月一天，谭奇打电话叫赵凯到蓝月楼，一块见了3男1女4个西安人，在场的还有王宝平（在逃）、姚超英（下落不明）。吃饭中，西安人问铜川能否开百家乐，谭奇说在他的蓝月楼（谭奇系蓝月楼老板）就能开，约好谭奇、赵凯、王宝平、姚超英4人占6股，西安4人占4股（1股1万元），由西安的一个人当总“把子”（负责人），房费、打点费每天2000元。6月，西安的4人带了百家乐赌具和一些赌客来到铜川，在蓝月楼3楼开始了赌博。赵凯和王宝平各入了一股，谭奇、姚朝娃各两股，西安人4股。参赌的有李同福、韩佰军、乔满满、芦国庆等人。

1998年7月，因姚超英把台面上的20万元输完而无法给参赌人员兑钱（崩了锅），西安人撤出，蓝月楼的百家乐暂时停了。几天后，由谭奇联系到一家歌厅继续开场赌博，一叫宁宁的人当负责人。开了10天左右，因为没有打点费害怕被查，就又搬回了蓝月楼，谭奇负责打点关系，又开了有20来天，谭奇说风声紧就停了。这期间韩佰军入了一股（1万元），刘文阁在赵凯名下入了半股（5千元）。期间，入股的还有赵凯、谭奇、姚超英、王宝平。参赌的有李同福、韩佰军、乔满满、刘文阁等人。参与护场的人有权小喜、杨大军、韩刚等人（因权、杨、韩三人在逃，无法查证他们是如何来到赌场的），刘兆强通过杨大军来到赌场负责看门，工资由聚赌人员商议后确定一个数目，用于赌场内看门的、扫地倒水的、跑腿的等服务人员的工资。工资按天算，来服务就有，不来就没有。通过聚赌人员等各种关系到赌场打杂的人很多，与韩佰军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如权小喜、杨大军、韩刚等人，因为来赌场早、时间长，成为较为固定的服务人员，因此赌场中的这一部分费用就交由韩佰军按每人一天50到100元不等发放，这也即所谓的护场费。

1998年8、9月，由芦国庆出面联系，将百家乐搬到了芦家开的泡馍馆，由韩佰军当负责人，芦国庆负责打点关系。由于被公安机关查处，到9、10月又搬回到蓝月楼，在蓝月楼开了20多天，又被公安机关查处，就停了。有韩佰军、芦国庆、姚超英、李同福、王宝平、赵凯等人入股进行聚众赌博。在赌场参与护场的人有乔满满及权小喜、郭军、杨大军、高强、韩刚等人（均在逃）。每天2000元的房费和打点费，由芦国庆安排使用。每场1000元的护场费由韩佰军负责发放。在此期间，韩佰军开始放高利贷，并叫自小认识的张卫华帮着在赌场管理高利贷帐目。其中韩刚、杨大军主要负责讨要高利贷，也给看门人和护场人员发放工资。

1998年11月，芦国庆联系将百家乐开到了新区春园。当时春园已经开了百家乐，系蔡永宏、刘文阁、姚利、张铜生等几个人于98年9月开的，双方就合在了一处。负责人是芦国庆，有韩佰军、李同福、蔡永宏、刘文阁、王宝平、姚超英、赵凯等人入股聚众赌博，一直开到99年的4、5月。李同福于1998年12月离开赌场，参赌近6个月。刘文阁于1998年11月退出股份，1999年3月离开赌场到河南开火锅店，参赌近9个月。打点费、护场费和护场人员及工资发放与以前一样。期间，韩佰军继续发放高利贷。

1999年4、5月，芦国庆又把百家乐搬到新区新懋大酒店，负责人是芦国庆，有韩佰军、蔡永宏、刘文阁、王宝平、姚超英、赵凯等人入股聚众赌博。到了6月，芦国庆又联系将赌场搬到万源山庄（万源山庄系杨琳承包经营，杨琳因涉嫌聚众赌博于2001年6月14日被铜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在保外就医中逃跑至今）。芦国庆和王宝平分别当了一段负责人，其他入股聚赌人员基本没变。2000年2月过年前，百家乐停了，再没开。1999年11月，陈继文通过护场人员郭军到赌场看门2个月，得工资3200余元。韩忠德通过权小喜于1999年7月到万源山庄赌场看门20天，得工资1500元。护场人员有乔满满、张卫华、刘兆强、陈继文、韩忠德及权小喜、杨大军、高强（均在逃）等人。期间，韩佰军从赌场领取的护场费从1000元涨到了1600元，并为护场人员按每人一天50－100元不等发放工资。同时韩佰军继续放高利贷，并让韩刚为其放高利贷，韩刚、杨大军负责讨要高利贷。

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在百家乐赌场共计开设一年8个月的赌博中，韩佰军贷出高利贷金额35万余元，收回本息近60万元，获高息25万余元，涉及借贷高利贷人员20余人。西安参赌人员“大手九”（姓名、住址不详），于1999年6、7月份以其一辆“陕AB6793”号“宝马”牌轿车押给韩佰军，借高利贷8万元。

2、对以上赌博犯罪的法律分析
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赌博罪，是指以赢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聚众赌博”，是指为赌博提供赌场、赌具，组织、招引他人参加赌博，本人从中抽头渔利的行为。这些人称为赌头，也可能参与赌博，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开设赌场”，是指以赢利为目的，营业性地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奖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以赌博为业”，是指以赌博为长业，即以赌博所得为其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的行为。行为人只要具备以上三种行为之一，即可构成本罪。在本案赌博犯罪中，1、聚赌、参赌的有韩佰军、刘文阁、蔡永宏。韩佰军自1998年8月开始参赌，9月即开始入股合伙聚赌，历时1年8个月。刘文阁自1998年8月开始参赌，9月开始入股合伙聚赌，1999年3月退出股份，亦不再参赌。蔡永宏自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入股合伙聚赌，参赌至2000年2月。2、仅参赌的人有乔满满、李同福。乔满满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参赌1年8个月。李同福自1998年8月至1998年12月参赌6个月。3、在赌场做服务工作领取工资的人有陈继文、张卫华、刘兆强、韩忠德等人。陈继文自1999年9月至2000年2月，在赌场服务6个月。张卫华自1998年9月至2000年2月，在赌场服务1年2个月。刘兆强自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在赌场服务10个月。韩忠德于1999年夏天在赌场服务20天。以上事实说明，在行为上符合赌博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人只有韩佰军、刘文阁、蔡永宏、乔满满、李同福五人。其余人员在赌场均无“聚赌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中的任一行为，只在赌场从事一般的服务工作，其中的下岗工人韩忠德只在赌场扫地20多天，对这些人如果亦以赌博罪定罪，一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二是罪不服人，使不该受追诉的人受到了刑罚的处罚，不但达不到打击犯罪的目的，反而有失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对韩佰军、刘文阁、蔡永宏、乔满满、李同福等五人，应依其各自在赌博犯罪中的罪责分别予以惩处。而对陈继文、张卫华、刘兆强、韩忠德等四人，确认他们的行为不够成赌博罪。

二、本案其它犯罪
一审法院判决还认定罪名7个，涉及犯罪16起。1、故意杀人罪(未遂)一起：系韩佰军因其兄与王瑞杰发生争吵，韩持枪致王瑞杰轻伤。2、故意伤害罪8起：1997年2月22日因权小喜与王建东发生纠纷，被害人马根水得知后赶至权家，刘文阁、韩佰军等人殴打马根水中，刘文阁持刀致马根水重伤；1998年11月中旬一天因被害人张红波与韩佰军发生矛盾，被韩佰军、乔满满、刘文阁及杨大军（在逃）等人致成轻伤；1999年3月5日被害人王林因话费与服务员发生争吵，被杨晓山、任平良致成轻伤；2000年2月1日晚，因被害人梁炜打电话中与韩佰军发生吵骂，被韩佰军等人持刀殴打致成轻伤；2000年4月30日被害人张光宇在乘坐其邻居褚长峰出租车中，因褚长峰将陈继文的女友拉走而被陈继文、郭振、等人致成轻伤；2000年8月24日被害人温西虎、田忠民因手机之事，被赵树卫、张涛等人分别致成重伤和轻微伤；2000年11月11日被害人郭小卫因小费与小姐发生争执，被赵树卫持刀致成重伤；2001年3月22日晚被害人侯瑞平与他人打招呼中发生矛盾并厮打，被张涛持匕首致成重伤。3、抢劫罪一起：1993年冬季一晚，韩佰军抢劫一起打麻将的孙振岐人民币2900余元。4、寻衅滋事罪3起：2000年2月18日杨晓山、任平良、任卫平等人帮忙要债中与他人发生争执并撕打。杨晓山、任平良、任卫平等人持刀致乔百虎、胡玉林轻伤，胡卫军轻微伤；2000年8月29日赵树卫等人被他人纠集后将客运司机李建国打成轻伤；2000年9月5日，被告人乔满满因拉沙子与赵喜正等人发生矛盾，纠集蔡熠、赵树卫、张涛等40余人，致王成阳轻伤，张战强、王银正、马宏强轻微伤。5、赌博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韩佰军、乔满满、刘文阁、陈继文、张卫华、刘兆强、李同福、蔡永宏、韩忠德等人伙同他人聚赌、参赌。6、罗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犯罪一起。7、温爱琴窝藏犯罪一起。

三、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系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中被告人韩佰军、乔满满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刘文阁、张卫华构成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赵树卫、陈继文、张涛、蔡熠、刘兆强、韩忠德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一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一款的解释中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结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是以“百家乐”赌博场为依托，通过收取保护费、投放高利贷，在以达疯狂敛财目的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壮大的。他们以赌场为核心，在被告人韩佰军领导下，人员由开始的乔满满、权小喜、刘文阁、杨大军、张卫华等几个人，发展为后来的20多人，并使得该组织结构形成一个宝塔式的、层次明确的犯罪组织，它的领导者是韩佰军、乔满满。有组织者——较早与韩混集在一起，实施犯罪且为该组织护场、讨债的刘文阁、为该组织担当管帐并积极护场、讨债的张卫华。有积极参加该组织，并参加护场或讨要高利贷的陈继文、刘兆强、韩忠德。有为该组织充当打手的赵树卫、张涛和蔡熠。

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结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该犯罪集团，通过为赌场护场，收取保护费、投放高利贷，由韩给其跟随者分发工资。共计非法敛财达60余万元，在此经济基础的支持下，才得以坐视为大，以自己的人多、势大，为非作歹。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结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实施故意伤害7起、寻衅滋事1起、聚众半殴1起、打伤13人，其中重伤4人，轻伤5人，轻微伤4人。

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综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胆大妄为，屡屡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且以赌场为依托，大肆投放高利贷，造成借贷者因无力还贷，四处躲藏，有家难回的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我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综合以上四点，认为一审判决所述检察机关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组织的护场组织完全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组织特征；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聚敛钱财是为了壮大发展护场组织、聚敛的钱财归护场组织用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伙同乔满满、刘文阁、张卫华、赵树卫、张涛、陈继文、蔡熠、刘兆强、韩忠德等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组织的护场行为及放、收高利贷行为在一定地区范围内或不特定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施以重大影响，使正确的社会管理和行业管理不能施行，公然对抗主流社会，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显属错误。

四、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的法律分析
1、在全案涉及7个罪名的16起犯罪中，共同犯罪12起，单独犯罪4起。犯罪时间从1991年4月至2000年2月近10年时间。以上犯罪，从发案的时间、原因、经过、后果等几方面分析，与韩佰军等人赌博犯罪及这些犯罪之间，一、犯罪意图没有关联性，即促使个案发生的原因没有必然的联系。二、犯罪的主观指向没有共同性，即个罪中各被告人的主观方面没有明确的服从和依赖关系。三、犯罪本身的目的没有统一性，即所有个罪的发生并非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四、犯罪分子之间的结合没有稳定性，即个罪的实施不是始终围绕一些关系密切的固定成员而展开。虽然本案在人数上看似较多，但并没有明确组织、指挥、策划实施这些犯罪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被告人之间也没有为进行犯罪而结合成稳定的组织形式。找不出在这些犯罪中始终出现、并在犯罪中始终起主要作用的固定成员。韩佰军杀人（未遂）案、抢劫案均系韩一人犯罪。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犯罪均系其他犯罪分子出于个人利益和目的，临时纠集在一起实施的，并非受到韩佰军、乔满满等人的组织、指挥。从韩佰军、乔满满等人结识、聚集过程、在百家乐赌场开设、运行中的作用看，韩佰军等人并不是赌场的主要开办人。在1年8个月中，赌场曾换了6、7个地方，每一处地点都非韩佰军等人出面联系。在6、7个地方设赌当中，只有一回系韩佰军充当了负责人，时间有近3个月。其余时间韩佰军只是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聚赌。在赌场中，韩佰军替合伙人发放护场费，在赌场从事服务的一些人员，也非经由韩佰军招募，大多系通过各种关系而来，且无纪律要求，干一天活给一天工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缺乏组织形式。韩佰军在赌场发放高利贷，也是借机为自己牟利。韩佰军、乔满满等人在赌场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韩、乔等人并不是赌场的主要开办者和组织者。聚众赌博本身就具备组织他人参赌的特性，但不能就此认为他们也在有组织的实施其它犯罪。且本案赌博犯罪又系比较松散的团伙犯罪，全案其它犯罪不是为围绕赌博犯罪而实施的，均与赌博犯罪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其它个罪如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与赌博罪没有必然联系的事实，给予了证实。因此，此案不符合人大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一款解释中的“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第一个特征。

2、此案涉及经济利益的犯罪只有赌博罪1起。韩佰军等人在聚赌、参赌中，所有聚赌人员首先必须拿出一定的资金入股，然后才能从赌场的获利中分得利润。如果这些入股合伙后形成的庄家在聚赌中输了，那么入股人员不仅无利可分，且入股资金也无法收回。在韩佰军等人聚赌中，一、只要愿意拿钱入股，就能参与赌场的获利分红，同时自己承担坐庄赔钱的风险。只要想退出可以随时退出，人员可以在聚赌者、参赌者、不再赌之间自由转换。二、除了入股资金是每股10000元的规定外，再没有其它加入或退出的规定和条件，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三、韩佰军等人并没有组织实施除赌博犯罪以外的其它犯罪来迫使其它人员入股，也没有组织实施除赌博犯罪以外的其它犯罪来保证入股者绝对获利。四、除赌博本身这一获利犯罪形式，韩佰军等人再没有实施其它犯罪来非法获利。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在韩佰军等人聚赌中，除参与赌博、纠集人员维护赌场安全、逃避公安机关检查这一点具有组织的特点外，韩佰军等人再没有组织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并获取经济利益。

韩佰军、乔满满等人在赌场中的主要作用是负责护场，并用从赌场获利中分配的费用给护场人员发放工资。其目的是为了使组成的赌场在内部安全有序，并以此吸引他人前来参赌。这是聚赌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而非赌博犯罪以外的其它行为。所以其具有的有组织的特点是该犯罪具体行为实施上的特点，而非表现在其实施所有犯罪上的特点，也即不是有组织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