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定
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144号
《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定》已经2010年1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一届4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协调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预防和打击走私行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的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第三条 反走私综合治理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尽其责、企业自律配合、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建立和完善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配合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履行反走私职责。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办公室应当加强对市、县（区）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的业务指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反走私综合治理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指导、督促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基层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
（三）组织、指导反走私综合治理联合行动和专项行动，组织对非设关地重点地区反走私巡防督查，联合督办、组织查处跨地区、跨部门走私案件；
（四）组织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信息化建设；调研、收集和分析走私情报资料，并将有关情况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及通报有关单位；
（五）承办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应当确定负责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
第七条 经济和信息化、公安、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外经贸、工商、海洋渔业、质监、口岸等部门和省港澳流动渔民工作机构，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做好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支持和配合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所需的专项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第二章 综合治理
第十条 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考核，并建立以考核结果为依据的奖惩制度。具体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建立科学、动态、有效的进出口企业诚信守法分类管理制度，完善进出口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并引导进出口企业加强行业自律。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反走私综合治理预警监测机制，分析预警走私动态，指导有关单位开展预防工作。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反走私综合治理应急体系，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制定预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应急预案，报省人民政府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办公室备案。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宣传教育，有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
第十五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举报走私行为。对举报者的信息给予保密，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可以建立反走私综合治理监督员制度，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和学者等对有关单位的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进行监督。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反走私视频监控等科技设施和设备，加强反走私综合治理人员业务培训，提高预防和打击走私行为的工作能力。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查处发生在海关监管区外的枪支、毒品等非涉税走私犯罪案件；配合海关、工商等部门依法履行打击走私综合治理职责。
第十九条 环境保护、经济和信息化、工商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活动的监督检查，执行进口固体废物的加工利用备案制度和污染环境举报制度。
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部门查获的走私废物处置过程的监管，建立走私废物处理的备案制度。
第二十条 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等部门和省港澳流动渔民工作机构，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支持和配合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加强对各类交通运输工具的管理，预防和打击利用各类交通运输工具进行走私行为。
第二十一条 经济和信息化、公安、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工商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开展商品流通领域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依法查处经营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物品的违法行为，依法取缔走私成品油、汽车及其零配件、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冰冻类产品、旧衣物和香烟、酒类等货物的集散地和经营场所。
第三章 联合缉私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应当定期召开反走私综合治理联席会议，总结反走私综合治理阶段性工作情况，分析走私动态，研究部署反走私综合治理具体措施，协调解决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应当组织、协调辖区内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联合行动和专项行动。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反走私区域合作，加强情报互通和信息交流。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毗邻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交流合作。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应当建立反走私督查工作机制，组织海关、公安和工商等部门联合督查走私、购私、贩私案件。
第二十六条 沿海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基层反走私巡查工作机制，重点地区可以组建巡逻督查专业队伍，协助配合海关、公安和工商等部门，加强对非设关地反走私重点地区的巡查。
第四章 协调处理
第二十七条 各行政执法部门查获的依法由海关管辖的涉嫌走私案件，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移送海关处理。对案件管辖有异议的，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协调处理。如无法达成一致，由异议各方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协调处理。
第二十八条 移送海关处理的涉嫌走私案件，移送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
第二十九条 海关查处涉嫌走私案件中需要交由地方有关部门处理的货物、物品，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打击走私综合治理机构协调处理。
第三十条 各行政执法部门在非海关监管区查获现场无所有人的应税应证进口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经认真调查未能查清所有人、未能取得货物涉嫌走私入境证据的，应当通知货物存放场所的管理人员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开列物品清单，由参与处理的人员和其他见证人在物品清单上签字，并交由当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协调处理。
当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应当发布期限为六个月的认领公告。物主在公告期内持合法证明认领的，应当及时退还；公告期限届满无人认领的，移交财政部门依法处理，所得款项存入财政专户，并接受同级审计部门的审计及省人民政府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监管。
以下物品可以按照规定先行处理，所得款项存入财政专户：
（一）危险品；
（二）鲜活、易腐或者易失效物品；
（三）易贬值物品；
（四）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
第三十一条 在非海关监管区查获的非涉税走私物品的处理，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在商品流通领域经营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物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以营利为目的，为经销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物品提供仓储、运输及其他便利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本行政区域内走私活动严重，发生重大、特大走私贩私案件，影响恶劣的；
（二）未能通过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考核的；
（三）未能妥善处理暴力抗拒缉私或者阻挠缉私等突发事件的；
（四）泄露举报者信息的；
（五）其他弄虚作假、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物品，是指未能提供进口手续、合法经销单位的发票或者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合法来源证明的进口货物、物品。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0年5月1日起实施。
论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
张旭
摘要：物证技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得以发展。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有着渊源的历史，其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时期，该阶段是物证技术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是物证技术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为汉朝到唐朝，此为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宋朝，这是物证技术的鼎盛阶段；第五个阶段历经元明清三朝，是物证技术的衰弱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在世界物证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简要探讨中国物证技术发展的历史。
一， 萌芽阶段：西周
西周时期是我国物证技术的萌芽时期。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为住，慎重刑罚。此种慎重刑罚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审判者对案件审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证据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时，物证已经诉讼活动中得以应用：
《周礼》中便有关于物证的记载：周朝的“司厉”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即杀伤人的凶器；货贿，即所盗财物。在冯文尧1948年编著的《刑事警察科学知识全书》中关于指纹在东方演进史中提到过一件事：英国有一个探险家斯单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发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据，是一个中国人与当时的东土耳其斯坦人签定的。其借据的末一段写着：“对上述双方均认为公正，同意，为证明起见，由双方捺印为凭。”在字据之下捺有两枚指印。同时债务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说明骑卅五岁，女十五岁字样。可见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指纹这种司法物证来代表一个特定的人。此时为公元前782年。〔1〕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其中涉及到相应得物证技术的应用。1〕据《礼记•月令•孟秋之月》中记载：“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据汉人蔡邕对此的解释：“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而“瞻焉、察焉、视焉、审焉，即后世检验之法。”
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约用来规范此类买卖、租赁等民事行为，主要分为买卖契约和债务契约。买卖契约包括 “质”、“剂”，债务契约包括“判书”、“傅别”。债务契约写明债的标的、返还期限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契约书于木简或竹简上，完成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与官府各执一份。一旦因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纠纷，债权人必须出示契约的一半，与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债务契约不仅是官府是否受理债务诉讼的前提条件，也是官府处理债务纠纷、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 “听称责以傅别”。契约的出现以及在诉讼中的大量应用，说明了当时司法审判者对证据有了新的要求。对证据的规范化，是物证技术产生的前提，物证技术也在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二， 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秦
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秦朝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的出现， 使得口供的获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审判者自然把证据的中心适当地转向物证的提取，物证技术也因此得到发展。
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医学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将伤害案件中对被害人的伤势检验，作为正确定罪量刑、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从这些竹简中可以发现，那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他们是令史、医生和隶妾。“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3 p.264〕“疠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来诣’。讯丙，辞曰：‘以三风时病？，眉突，不知其何病，无他坐。’。令医丁诊之”。〔3 p.263〕在《出子》篇中，对一起因斗欧引起的流产案件，通过对可以的血块是否胎儿进行鉴定的记载，详细介绍了对胎儿的检验程序和认定方法。“爰书：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怀子六月矣，自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甲与丙相? ，丙偾？甲。里人公士丁救，别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变出。令甲裹把子来诣自告。’……丞乙爰书：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 〔3 p.274〕
在尸体检验方面，对“贼杀”（他杀）和“经死”（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实例的记载，描述了损伤性状及凶器的推定等问题。特别是在缢死案件中，通过尸体索沟性状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缢死与死后再缢的区别。其中关于对缢死案件检验方法的记载尤为详细：
诊必先谨审其迹（仔细观察痕迹）。当独抵尸所（停尸现场），即视索终（检查系绳的地方），终所党有通迹（如有系绳的痕迹），乃视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头足去终所及地个几何（头足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遗矢溺不也（有无屎尿流出）。乃解索，视口鼻渭然不也（有无叹气的样子），乃视索迹之状（查看索沟痕迹淤血的情况），道索终所试脱头（试验尸体的头部是否能从系绳处脱出），能脱，乃口其衣（解开衣服），尽视其身、头发中几篡（仔细查看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口死难审也（不能确定是缢死）。〔3 p.268〕
秦朝在现场勘验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诊式》就有关于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其中《穴盗》篇中详细记录了一起挖洞行窃的现场情况，具体地记录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的痕迹宽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处。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处，长1尺2寸。履印前部花纹密，长4寸；中部花纹稀，长5寸；跟部花纹密，长3寸。履印象是旧履。” 〔4〕 由此推断，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指纹、工具痕迹、足迹以及其他痕迹（如膝部痕迹）已经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寻找犯罪嫌疑人时已经把他作为重要证据之一。
秦朝时期，法医文书也已初具模型。《云梦秦简》中有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蝶背”。〔3 p.276〕由上可见，秦朝时期在审理案件时，已经相当注重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物证技术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发展阶段：汉——唐
1、 汉朝
汉朝司法制度中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是“春秋决狱”，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欧伤为?，欧人成创为?）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者，与?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1〕
2、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该时期，皇帝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还形成了死刑复核制度，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诉讼活动更加规范化，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到三国时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渐完备，司法物证检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郑克著的《折狱龟鉴》记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