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转化型抢劫罪

朱江


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论处。此条是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笔者试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理解、适用条件及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问题谈点看法：
一、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理解
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是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的。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当然也是我们正确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指针。
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所谓罪行法定原则，简言之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罪行法定原则有几项基本要求：1、罪行法定化，即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2、罪行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能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从刑法第269条看，该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二、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1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能是先犯其他犯罪，这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均要求在达到期“数额较大”才构成上述三类犯罪，那么盗窃、诈骗、抢夺财物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也要求达到“数额较大”呢？有的认为前提条件是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能适用刑法第269条的规定；有的认为刑法269条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并非限定财物要达到“数额较大”，但也不是数额很小的小偷小摸行为；有的认为不应对先行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数额作任何限制，它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也不宜排除“数额过小”只要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行为（无论是既遂还是未遂），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就应当按刑法 第269条定罪，而不应定为其他犯罪。认为最后一种观点较为合理，在解释上既不与立法规定明显违背，同时也不致于放纵某些行为。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管既遂未遂，也不论行为人取得财物数额大小，均存在转化为抢劫罪的可能。
2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还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一客观条件可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所谓“当场”，有的认为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现场；有的认为是指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有关的地方；有的认为除行为现场外还包括以犯罪现场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一定空间范围，甚至包括犯罪分子尚未摆脱监视者力所能力的范围；有的认为是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现场以及被人追捕的整个过程和现场。最后一种观点比较符合立法原意和司法实践。因为转化型抢劫罪是由盗窃等行为向抢劫的转化，其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的实施就要与前行为的时空紧密相联，完全脱离盗窃等行为时空的时间和地点并非本罪所谓的当场；同时也要允许有其先行的侵犯财产行为向后行的侵犯人身行为转化的时空限度，完全不允许有时空的延展，就往往不可能有后行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实施的余地。即本罪的暴力或威胁行为，与先行的盗窃等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
3、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主观条件是行为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窝藏赃物是指保护已非法取得的财产不被夺回，；抗拒抓捕是指拒绝司法人员的强制措施以及一般公民的扭送等；毁灭罪证是指销毁和消灭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证据。如果在盗窃、抢劫、抢夺过程并非出于上述目的，而是出于强行非法占有目的，则符合一般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直接以抢劫罪论处，不应按转化型抢劫罪论处。
三、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
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有的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是按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一般抢劫罪处罚，其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也应该与一般抢劫罪相同；有的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转化型抢劫犯罪就是既遂，换言之，转化型抢劫罪没有未遂。
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转化型抢劫罪与一般抢劫罪是罪质相同的犯罪，一般抢劫罪把财物取得与否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作为与其罪质相同、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致的转化型抢劫罪就没有理由采取与此不同的标准。
具体说来，就是在盗窃、诈骗、抢夺取得财物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时，以行为人是否最终获得了财物为标准区分既遂和未遂。如果行为人最终取得了财物，就是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因为行为人出于拒绝交还财物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那么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财物就能反映出犯罪得逞与否。但行为人如果是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如何认定呢？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出于上述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客观上也起着保护、控制赃物的作用。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也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赃物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
区分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财物为标准，因此在盗窃、诈骗、抢夺没有取得赃物，出于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这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的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未遂。它抓住了此类犯罪属于贪利型犯罪这一本质特征，把着重点放在了是否夺取财物上，而不在于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而不是以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决定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如果对这种情况认定为既遂，出现的后果是：在普通抢劫的场合，采用暴力手段而未得到财物，或者当场被物主夺回了财物，一般只能是抢劫罪的未遂。事后抢劫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不至于超过普通抢劫罪，把普通抢劫当未遂处罚的情形，在转化型抢劫罪中按既遂处理，显然有失公允。



浅析中小股东利益的实体保护机制的弊端

钱贵


　　（一）关于表决权排除制度
　　表决权排除制度的追求价值在于预防资本多数决原则之滥用，保护公司与中小股东的利益。新《公司法》有关此项的规定有失完善，不能周全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这种不完满表现为：
　　1.适用范围的规定过于宽泛与原则
　　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只要担保的对象是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适用该制度，而不问担保是否与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有利害关系。基于我国控制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普遍现状，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但控制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原因较为复杂，一股独大、监管失控与地方利益保护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如果仅从担保制度方面进行制约，难免会因噎废食，因为给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并非“百害无一利”，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里，它往往会为公司带来收益与效益。应该将担保与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有利害关系作为表决权排除制度的适用条件，从经济方面安排表决权排除制度的适用性。除此之外，还应该细化表决权排除制度的适用范围，规定排除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表决权的具体适用情形，以便更具有操作性。
　　2.没有解决关联担保问题
　　如甲分别为乙和丙的控制股东，乙欲向银行贷款，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甲受表决权排除制度的限制，于是由不受该制度约束的丙做乙的担保人，这种关联担保的结果与甲的直接担保结果相同，因此新《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是有瑕疵的。
　　3.对累计投票制的反思
　　在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两个，即：累计投票制更适用于哪种公司形式以及是采用强制性规范还是采用任意性规范规制这一制度。
　　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这需要先考察累计投票制的内涵再作出回答。累计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其目的在于通过中小股东集中行使表决权，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与监事。累计投票制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小股东立场必须协调一致，同时股权相差不过于悬殊，否则将不能实现其功能。在一个公众性和开放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中，更多小股东为投机性股东，其期待利益是获得股票增值收益，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无持久兴趣，立场很难达成一致；与此相对，在封闭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小型股份公司中，因股东人数少且不过于分散，股权相对集中反而更容易实现其价值。[ ]显而易见的，累计投票制 更适合于有限责任公司与我国那些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法》规定该制度安排只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就值得反思了。 　　
　　再来思考第二个问题。其考察的着眼点也应该是累计投票制功能的实现。因为累计投票制对有限责任公司与我国那些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更有价值，因此除了在有限责任公司中使用该制度外，更有必要在有限责任公司中采用强制性规范，否则，“如果允许公司从章程中排斥累计投票制之适用，而公司章程的内容又由控制股东决定，则无异于把小股东累计投票权的命运双手拱给憎恨累计投票制的大股东摆布，小股东与虎谋皮的后果可想而知。”对股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则选用任意性规范规定累计投票制更为合理。当然，累计投票制功能在我国的实现还需要股权多元化改革的推进等方面的配合，新《公司法》在法律制度设计上仍需要改进，但上述两个问题是在设计这一制度时必须考虑的，因为它关系到累计投票制价值的实现。
　　4.关于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可撤消的申请权
　　针对新《公司法》的规定，对该项权利需要平衡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与其权利的滥用问题，追求目标为既能便利股东又可防止股东滥诉。因为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是指决议内容对法律、行政法规的严重违反，为当然、确定无效，无须以某种特别手段消除，股东提起诉讼只是通过法院判决宣布该决议无效；而申请撤消之诉则以程序瑕疵或决议内容违反章程为前提，为可撤消的法律行为，只能通过诉讼实现，因此在这里，平衡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与其权利的滥用问题只针对申请撤消之诉。另外，程序瑕疵一概产生决议撤消的法律后果未必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它会使已有的法律关系不稳定，并且当程序瑕疵不影响决议的公平时，撤消决议亦非效率的选择，故需要平衡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与其权利的滥用。在防止中小股东滥用此项权利的设计上，除去《公司法》规定的可应公司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外，还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程序瑕疵显著轻微不影响决议结果的，法院应驳回起诉，但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平衡中小股东利益；二是程序虽有瑕疵，但股东未表示异议，或虽有异议但仍然同意决议，或虽不同意决议但履行决议的，根据禁反言规则，应裁定驳回诉讼；三是根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流动快的特点，为申请撤消之诉规定持股时间限制；四是考虑持股的合理比例限制，防止恶意股东利用诉讼干扰公司经营。而在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公司法》还需要规定公司要求股东诉讼提供担保的条件，完善股东申请撤消之诉的期间规定，防止公司故意不对中小股东送达开会通知或隐瞒决议内容，使其权利落空。
　　5.对股东知情权的思考
　　（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权利的完善。在我国会计信息普遍失真的情况下，《公司法》赋予封闭性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计账簿的查阅权意义重大，但如何使这项权利实现立法目标，需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如何协调权利行使的便利和防止权利滥用。知情权极易成为股东探询公司商业秘密、恶意干扰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手段，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新《公司法》规定了知情权行使的程序，既赋予公司拒绝权，又赋予中小股东诉权作为权利救济，这种规定产生的事实后果是因公司事实上的拒绝查阅权，使股东的知情权都要经过司法审查后才能行使，这于股东与公司均不利。实际上，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立法，列举公司拒绝查阅权的行使情形。只有在公司违背所列情形时才允许司法救济，实现知情权行使的公正与效率。二是查阅应该既可以是自行查阅，也可以带专业人员查阅。毕竟股东并非都是专家，这样的明确规定有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三是在综合考虑利弊后，明确规定是否允许股东复制、摘抄会计账簿。
　　（２）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质询权的设计也存在权利保护与权利滥用的限制问题。显然，新《公司法》关于这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完全未涉及上述价值。为防止中小股东恶意利用质询权，需要规定质询范围，比如限定为与公司经营管理有关的问题以及要求股东只能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利等。另外，还应赋予中小股东诉权，以对抗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回答质询或者提供虚假信息。
　　6.委托投票权的完善
　　新旧《公司法》对委托投票权的规定完全相同，其缺陷是《公司法》未对委托他人代理出席股东大会和行使表决权作限制而带来了实践困境。笔者认为，应借鉴国外规定禁止同一股东有两名以上代理人，以避免同一股东的不同代理人意见不同而使股东大会决议难以作出；还应限制一人同时为两个以上股东委托时的表决权总数，避免一个代理人过多集中股东表决权操纵股东大会，作出不利于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决议，但信托事业除外。同时，还要考虑赋予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委托代理权。
　　7.股东退出机制立法漏洞弥补
　　（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股权收购请求权的第一种情形是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该公司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这一规定的漏洞在于不能制约对五年连续盈利的规避。一是这一权利的行使以公司健全的财会制度和股东充分的知情权为前提，否则权利形同虚设；二是公司极易通过会计方法在四年连续盈利后的第五年使公司亏损，如此循环往复，致使该项权利虚设。较为理想的设计是可以在该项权利的诉权救济中，将公司是否存在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举证责任倒置，由公司承担不存在恶意规避行为的举证责任，以防止这一权利规定的虚拟。
　　（２）建立异议股权（份）估价制。异议股权（份）估价制是与股权（份）收购请求权相配套的制度。它是指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持异议的股东，在符合法定条件而要求退出公司时，公司应以公正价格收购其股权（份）。合理的估价机制是中小股东在行使退出权时利益保护的必然要求，对股价随交易市场变化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而言更为重要。但新《公司法》恰恰未对此作出规定，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疏漏。国外《公司法》对这一制度的立法较为成熟，我国可以借鉴其做法，在公司与异议股东就作价问题发生冲突时，由法院委托专业机构评估作价，并对评估作价的原则、程序予以明确规定，以切实保护中小股东退出公司时的合法利益。
　　8.公司解散请求权制度的完善
　　对中小股东而言，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也是其维护自身利益的退出机制之一。由于这一权利追求司法手段解散公司的结果，各国对这种诉讼均持最谨慎的态度。我国《公司法》的这一规定显然过于原则而需要完备，首先，司法解散适用条件的规定应当具体，除去权利用尽和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外，应对“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一解散事由细化规定，即：采用列举方式使之具体化，以便于操作和股东对该项权利的行使，也可以防止股东借此原则规定滥诉。其次，要对解散事由制定判断规则，即：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判断规则。最后，还要在立法中对公司解散后员工和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作出宣示性规定，并予以救济。
　　9.关于派生诉讼与直接诉讼制度
　　（１）派生诉讼是因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和监事在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应予赔偿，而公司治理机构拒绝或怠于起诉，由股东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为防止股东滥诉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进而影响全体股东利益，各国对派生诉讼在股东资格、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和败诉股东责任方面均有不同的要求。新《公司法》对派生诉讼的规定结合我国国情，平衡考量了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与其滥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派生诉讼制度没有引进诉讼费用担保，适合我国现实，但因为派生诉讼费用由代表股东承担，而胜诉利益归属公司，加之中小股东信息缺失，会使该种诉讼可能仅仅停留在法律制度层面而无实际效用。为激励股东运用派生诉讼，可考虑规定股东胜诉补偿权以及奖励制度。另外，因“内部权利用尽”是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之一，但由中小股东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困难较大，对此也应考虑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公司法还应完善派生诉讼的程序，包括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等等。
（２）直接诉讼是股东为保护自身利益，对侵权董事和高管人员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新《公司法》对直接诉讼的规定过于简单，为便于股东行使权利和使权利能受到保护，应完善直接诉讼程序，包括前置条件和适用事由等。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思考
　　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及其优化运行是股东权益实现的保障，而在我国，公司治理机构中的独立董事制度则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制度。
　　新《公司法》123条规定：“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之外的其他任何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一切关系的特定董事。独立董事制度由英美法创立并被许多国家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宗旨在于解决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分为“法律上的内部人控制”和“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两种类型。法律上的内部人控制指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控制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后果是控制股东滥用其优势地位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则是指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执行董事与经理人员对公司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后果是执行董事与经理人员滥用职权损害所有股东的利益。我国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因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一股独大”及其它形式的股权高度集中导致股权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控制股东滥用支配权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在控制股东参与上市公司经营中，独立董事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平衡不同股东的利益，保护中小股东。因此，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就有了密切的关系。
　　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目前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对它的价值功效也就有了肯定与否定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不能期望独立董事制度能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顽症”，但新《公司法》既然将它作为上市公司治理机构的组成制度，自然应根据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践逐步对其进行完善，努力实现其功效。
　　针对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践，为发挥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中的功能，应注重这样一些制度的完善：1、规定独立董事区别于普通董事的任职资格，包括其任职的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职务能力。2、根据独立董事功能安排独立董事职权，对于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项，应考虑赋予独立董事决定权。3、完善独立董事的选拔机制，包括独立董事提名权的归属安排、控制股东的选举回避制度以及设立独立董事资格考试等等。通过选举制度的合理架构使独立董事真正成为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人。4、建立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与责任机制，在调动独立董事问职热情的同时，以责任保证其问职的谨慎与尽责。
　　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需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进行，而《公司法》应不断回应实践需求。
　　（三）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作技术支撑
　　对于大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其中的上市公司而言，股东人数多，分布广，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具有较高的成本，当股东持有少量股份时更是如此，导致中小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表现出理性的漠然，对此可以通过降低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成本来调动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与热情。美国一些州的《公司法》采用的认可网络股东大会效力为我国提供了启示。即：我国《公司法》应当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在一定的安全措施保障的基础上，允许股东采用网络技术行使投票权，建立网络投票制度。网络投票制度能够降低股东的投票成本，同时有利于股东之间关于表决议案的交流，能够调动起股东参与股东会的积极性，并有利于解决股东（大）会空洞化的局面；与委托投票制度相比，网络投票制能够避免代理人曲解委托人意志的弊端；与其他通讯表决制度如传真、邮寄等方式相比，股东可以直接对议案进行表决，实际上可以视同为直接参与表决。因此，能够提高股东大会表决的效率，在现有的科技条件下，引入网络手段为广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便利，也是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有效手段。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