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11月25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市场价格秩序，规范价格管理和价格行为，保护国家利益及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价格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商品价格是指各类有形、无形产品的价格。
服务价格是指各类有偿服务收费，包括经营性收费以及事业性收费和行政性收费的标准。
第四条 价格形成和管理的基本形式包括经营者定价、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经营者定价是指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它组织和个人（以下简称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
政府定价是指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
政府指导价是指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据以制定的价格。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以市场调节价为主，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价格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价格调控体系，促进公开、公平、合法、正当的价格竞争。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价格管理工作，依法行使价格监督检查职权。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价格工作。

第二章 经营者定价
第七条 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除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外，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
第八条 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开、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允许的范围内，依据正常生产经营成本，适应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制定价格。
第九条 经营者享有以下价格权利：
（一）制定、调整属于市场调节的价格；
（二）在政府指导价规定的范围内制定价格；
（三）对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提出调整建议；
（四）抵制、检举、控告侵犯合法价格权益的行为；
（五）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价格权利。
第十条 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三）执行政府对经营者定价采取的必要的管理措施；
（四）收购、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应当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等级、计价单位、价格、产地、批零进销差价率，或者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
（五）接受价格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帐册、单据、凭证、文件以及其他资料；
（六）建立内部价格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禁止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
（一）违反国家规定，采取压级压价、抬级抬价手段收购、销售农产品的；
（二）采取以次充好、短斤少两、降低质量、虚假标价等手段，进行价格欺诈和变相涨价的；
（三）进行价格垄断或者强行服务收费的；
（四）经营者蓄意串通，抬高价格或者压低价格，损害他人权益的；
（五）提前或者推迟执行国家调价政策的；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价格行为。
第十二条 禁止牟取暴利。经营者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同一档次，经营同一品种与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时，有下列所得之一的为暴利：超过市场平均价格合理幅度的所得；超过平均差价率合理幅度的所得；超过平均利润率合理幅度的所得。
按照禁止牟取暴利的商品和服务目录，其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和平均利润率及合理幅度，由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者行业组织进行测定，定期予以公布。
经营者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和改进技术，使其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成本取得的利润，为合理收入。

第三章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第十三条 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少数重要商品和服务项目，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其范围是：
（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工农业生产资料；
（二）粮、棉等主要农产品；
（三）关系居民基本生活的少数必需品和服务；
（四）垄断行业的商品和服务；
（五）部分社会公益事业和公用事业；
（六）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十四条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收费及其定价权限和范围，以定价目录为依据。
定价目录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国家规定的权限、范围和程序制定并公布。
第十五条 制定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应当依据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遵循按质论价原则，实行合理的购销差价、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
第十六条 政府制定价格，按照定价目录规定的权限、范围和程序办理。

第四章 服务价格
第十七条 服务价格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性服务收费，依照本条例第二章规定办理；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性服务收费，按价格管理权限和程序，依照本条例第三章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事业性收费是指政府办的事业单位在向社会提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服务过程中，按照国家规定，对特定服务对象为弥补或部分弥补服务成本收取的费用。

事业性收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提供的服务内容、合理耗费以及服务质量和数量，按照以收抵支的原则确定。
第二十条 行政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行使行政职能和事业单位经授权行使行政职能时，依照国家规定进行的收费。
行政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规定由省级审批的行政性收费，立项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审定；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定。重要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制定行政性
、事业性收费项目、标准和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省人民政府以及省财政部门、省价格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取消不适宜的收费项目，或者调整收费标准。
第二十一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费许可证制度，凡经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单位须持批准文件到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亮证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建立健全财务制度，设立收费专项帐册，加强收费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原则。收费收入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开支，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二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年检制度。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应按年度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的收费执行情况进行集中审查，经年检符合规定的单位方可继续收费。
第二十三条 价格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收费管理档案，向社会公布重要收费规定和目录。审计部门应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支情况的审计监督。

第五章 价格调控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确定市场价格总水平控制目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予以实现。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下列措施，保持本行政区域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一）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和必要的价格补贴制度；
（二）健全粮食、棉花、食油、肉类、食糖及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等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
（三）建设与居民消费相适应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批发零售市场网络；
（四）加强价格监督检查；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对商品和服务价格，在必要时可采取下列干预措施：
（一）提价申报制度；
（二）调价备案制度；
（三）限定差价率、利润率；
（四）规定限价、保护价。
采取前款规定的干预措施，应报国务院备案。
第二十七条 市、州（地区）、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依据国家和省的规定对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实行监审。必要时，可对部分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实行差价率、利润率和限价管理。
第二十八条 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事态时，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同意，可在全省范围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紧急措施。

第六章 价格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执行价格法律、法规、规章；
（二）负责价格调控、管理的综合平衡工作，指导、协调和监督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行业组织的价格工作；
（三）按照定价权限制定价格，规定作价原则、作价办法；
（四）组织实施重要收费项目的许可证制度和年审制度；
（五）实施价格监督检查，纠正价格违法行为；
（六）监测、分析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供求状况及价格变动趋势，组织成本调查，开展价格信息及价格研究和物价干部培训工作；
（七）指导价格咨询、价格鉴证、价格评估、价格仲裁等价格事务和服务工作；
（八）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条 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价格管理和监督检查职能时，应当廉洁奉公，秉公执法，提高服务工作质量。在执行公务时，应当佩着标志，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三十一条 价格监督检查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和职权，对被检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进行调查、询问，并检查、复制有关的帐册、单据和其他资料。
在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依法先行登记保存。
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时，对被检查者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应予保密。
第三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监察、公安、审计、财政、税务等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协同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第三十三条 工会、消费者协会、居民（村民）委员会、新闻舆论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应积极开展价格社会监督活动。
第三十四条 价格主管部门建立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及时办理举报案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并负责为举报者保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三）项、第十一条第（一）、（五）项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无法计算违法所得或无违法所得的，视其情节可处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
罚款。
第三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三）、（四）项、第十二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无法计算违法所得或无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并视其情节可处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自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和扩大收费范围收费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或吊销收费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0％至20％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年检继续收费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暂扣或吊销收费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超越管理权限定价、调价、制定收费项目和标准，不执行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建议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对拒绝价格检查或拒不提供检查所需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
在价格检查中，经营者转移、隐匿、销毁登记保存的有关证据的，可处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决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五条 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对下级价格主管部门已生效的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规定程序，责成重新处理或直接处理。
第四十六条 以暴力威胁等方式拒绝、妨碍价格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以及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1月25日
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浅析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 张翔
e-mail：zhangxzx@sohu.com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经济学中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详细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

一、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
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是具有驱利性和理性二维特征的经济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以上分析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
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
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
（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
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
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之间；并且就是在被发现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也只大约在6-10%之间，按照他对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其中只有6.6人被判刑。 这客观上促使一些潜在受贿人产生侥幸心理，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
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
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受贿的收益高。
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
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
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
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
（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
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
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
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
（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
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
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
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