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党组


全国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

为确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贯彻落实，根据税务系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按照“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的总体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系列部署和要求，促进税务机关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第二条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必须坚持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检监察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参与和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措施，纳入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与组织税收收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其他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
第三条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必须坚持一把手负总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省以下税务局各级领导班子要逐级签定党风廉政责任书，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

第二章 责任范围
第四条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严格落实“一岗两责”制度，认真履行职权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一）各级税务机关的党组和领导班子对职权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
（二）各级税务机关的党组书记、局长对本局和所管辖的税务机构、税务人员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对本局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及下一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
（三）各级税务机关的党组其他成员和局领导根据工作分工，对主管单位、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
（四）税务机关各职能部门的正职，对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副职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三章 责任内容
第五条 税务系统各级党组和领导班子对所管辖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承担以下领导责任：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和上级税务机关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学习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制度，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勤政廉政教育和税务职业道德教育。
（三）定期分析研究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总局和各省级税务局党组至少每半年、地市和县级税务局党组至少每季度听取一次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工作汇报。
（四）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党风廉政法规制度，为群众做表率。
（五）不断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和财物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制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措施。
（六）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对所管辖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落实责任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七）领导、组织并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深入开展税务执法监察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纪人员，纠正部门不正之风，对重大案件和重大案件线索，要及时组织调查处理并向有关部门和上级税务机关报告。
（八）严格执行选拔任用干部的各项规定，防止和纠正用人工作上的不正之风。
第六条 各级税务机关的党组书记、局长主要承担以下领导责任：
（一）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部署和要求，认真组织领导班子研究本系统、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贯彻意见并组织实施。
（二）领导并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检查、考核和评比，促进各项工作落实。
（三）对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批评教育，督促改正。要组织好党组民主生活会，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四）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教育管理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防止发生不廉洁行为或违法违纪问题。
（五）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做好案件查处和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解决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树立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
（六）按照有关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防止和纠正用人工作上的不正之风。
第七条 各级党组和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按照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以下直接责任：
（一）协助党组书记、局长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筹安排，具体部署，并负责督促、检查和落实。
（二）定期分析、研究分管单位和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及时处理存在问题，管好分管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措施和制度，发现问题及时批评教育。
（三）严格遵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教育管理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防止发生不廉洁行为和违法违纪问题。
（四）支持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处理分管单位和部门的违法违纪问题，做好分管范围内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第八条 税务机关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对所管辖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负有以下直接责任：
（一）组织干部职工学习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廉政制度法规，加强廉政勤政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和廉政意识。
（二）结合本部门税收和业务工作实际，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进行部署和检查，落实上级和有关部门的部署和要求。
（三）监督检查所属干部职工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规定和廉洁从政情况，组织廉政考核，及时解决和纠正存在问题。
（四）结合本部门业务工作实际，建立健全有关工作制度，如基建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干部任用、开会出国、大宗物品采购以及对外接待等，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不廉洁行为的发生。
（五）带头遵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
（六）积极配合和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第九条 各级税务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主要承担以下责任：
（一）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本系统的情况和特点，研究提出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意见和建议，经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并报党组审定后，组织实施。
（二）在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日常工作，进行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综合指导。
（三）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定期向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和党组汇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情况，找出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重大情况随时报告。
（四）组织党风廉政教育，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等问题的调查研究。
（五）负责制定本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规定，监督检查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和责任制落实情况。
（六）负责案件查处的组织、领导、协调以及执法执纪工作。

第四章 责任考核
第十条 各级党组负责领导本机关、本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考核工作。
第十一条 在党组的领导下，各级税务机关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领导干部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第十二条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考核采取分级负责、逐级考核的办法进行。
第十三条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考核，要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年度考核、工作目标考核相结合，与民主评议党员和民主测评领导干部相结合，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考核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必要时可组织专项考核。
第十四条 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作为年终工作总结和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如实检查和汇报，接受群众和组织的监督。
第十五条 人事部门要把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和考核结果作为业绩评定、实施奖惩和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作为单位创先争优的重要条件。考核情况和结果，记入本人廉政档案。
第十六条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情况每年通报一次，对执行严格、成绩显著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落实不力的提出批评和建议，并限期改正；对违反规定、构成违法违纪的，按照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直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领导干部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本实施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党纪处分：
（一）对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明令禁止的不正之风不制止、不查处，或者对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范围内的事项拒不办理，或者对严重违法违纪问题隐瞒不报，压制不查的，给予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二）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案件，致使国家税收、公共资财和人民群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对其免职。
（三）授意、指使、强令下属人员违反税收财务政策，弄虚作假的，给予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四）授意、指使、纵容下属人员阻挠、干扰、对抗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者对办案人、检举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给予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五）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知情不管的，责令其辞职或对其免职；包庇、纵容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六）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提拔任用明显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的，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有其他严重失职、渎职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
有其他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第六条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责令作出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者党纪处分。
第十八条 具有上述情形之一，需要追究政纪责任的，比照所给予的党纪处分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涉嫌犯失职、渎职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实施责任追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清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领导责任。
第二十条 凡需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按照组织、人事管理权限、依照有关程序办理。需给予党纪处分的由机关党组织办理；需给予政纪处分的由纪检监察部门提出意见，报党组审批；需责令辞职或者作出免职处理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商人事部门提出意见，报党组审批后，交人事部门办理。
需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由纪检监察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办理。
需追究领导班子集体责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纪检监察部门商人事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党组审批。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各级税务机关，扬州培训中心、长春税务学院参照执行。
第二十二条 各级税务机关可根据本实施办法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张守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分配结构/分配制度/收益分配权/财税法
内容提要: 我国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导致的大量分配问题，需要通过调整和优化分配结构来解决，其关键是改变分配制度中的收益分配权配置；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传统法和现代法的功用各不相同，而财税法的功用则更为突出；财税法作为“分配法”所蕴含的分配理论，是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财税法具体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有助于解决分配结构失衡、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等突出问题，对于维护分配秩序和实现分配正义尤为重要。


一、背景与问题

自古及今，分配始终关乎国计与民生，贯穿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不仅影响政治安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也影响国民财富积累和基本人权保障。纵观中外历史上的诸多纷争、制度变迁乃至政权更迭，往往皆因分配失当或分配失衡等“分配问题”而起。因此，对分配问题必须高度关注并予以有效解决。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迅速扩张，但因诸多因素导致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分配失衡等分配问题也日益凸显，业已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1]需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回应和调适。事实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现实需求，本来就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2]而持续解决分配问题，则是改革开放的全程使命。

上述分配问题的形成，与分配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在各国不同时期类型各异的分配系统中，分配结构始终是影响分配功能实现的至为重要的因素。因此，要解决各类分配问题，必须追根溯源，对分配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通过有效地“定分止争”，来防止分配失衡，实现国泰民安。

从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已到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类型的“二元结构”问题层出不穷，分配失衡十分严重，分配问题相当突出。要绕过许多国家没能避开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3]缓解各类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纠纷，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就必须对分配结构进行有效调整，依法规范分配活动，保障分配秩序；同时，也需要针对发展中的各类分配问题，加强“发展法学”的研究。[4]分配结构的形成与调整，均受制于特定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之优劣良莠，直接影响分配公平，涉及分配正义，关乎分配法治。无论宪法抑或其他法律，只要其中包含分配制度，则均应在相关分配主体之间有效界定分配的权力与权利，对分配结构实施有效调整，以确保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大限度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分配问题。

依据“发展法学”的框架和理念，分配结构的调整与法律的调整密不可分。无论是财富或收入的分配，还是相关资源、权力或利益的分配，都离不开法律的有效调整。其中，财税法作为“财富分割的利器”，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其调整功能尤为重要，社会公众对此期望甚高。可以说，要实现分配结构的优化，就必须加强财税法调整，并应不断提高调整的法治化水平。通过加强财税法等相关法律的调整，来促进分配结构的优化，也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已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经济发展”，[5]不仅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同时也重申社会分配、社会公平之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调整多种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等，[6]经济学界对此已有较多讨论，但法学界的研究还十分欠缺，因而对于宏观分配系统中的分配结构调整问题，非常有必要从法学的视角，探究如何通过法律的调整，来推动分配结构的优化。

笔者认为，现实中的大量分配问题，带来了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分配的不当、不均和不公，源于分配结构的失衡；要实现分配的相对均衡，必须对分配结构进行调整。而分配结构本身也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结构决定功能”，“好的结构会产生正功能”，[7]只有不断优化分配结构，才能使之更趋均衡合理。

此外，分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相关法律的调整，尤其离不开直接影响分配的财税法的有效调整。基于问题定位，以及分配结构对分配问题的重要影响，本文将首先从法律的角度，探讨分配结构与分配制度以及收益分配权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运用财税法等法律手段调整分配结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分配结构及其问题的制度成因，说明财税法与其他法律制度解决分配问题的功用和特殊性，以及权利或权力配置对分配结构的影响；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还将提炼财税法学的分配理论，特别是有关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并结合现实存在的分配结构失衡、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这三类分配问题，提出完善财税法制度、加强财税法调整的对策，以求更好地保护各类主体的分配权利，维护分配秩序，实现分配正义。[8]

需要说明的是，在宏观的分配制度和法律体系中来观察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的内在关联，以及财税法上的权利配置对不同类型分配结构的影响，会更有助于发现财税法调整的定位、局限以及与其他相关法律调整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助于揭示分配结构调整的复杂性与财税法调整的必要性，以及应当如何通过财税法具体制度的调整来促进分配结构的优化。

二、分配的结构、制度及分配权的关联

研究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问题，首先需要分析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此，需要在一般的意义上，探讨分配结构与分配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分配制度对分配结构的影响；同时，还要进一步阐明分配制度中的收益分配权配置对分配结构的直接影响，找到分配结构调整的关键。现就上述两个方面分别探讨如下：

（一）分配结构与分配制度的内在关联

在一国的分配系统中，分配结构直接决定分配功能，要实现分配的“正功能”，就必须通过对各类分配结构的调整，形成有效的分配机制，实现“分配正态”和分配均衡。

近年来，我国宏观的分配结构问题备受瞩目。例如，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分配的主体结构方面，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在整个分配体系中的占比呈现明显的变化趋势：大体上自1978年到1995年，随着“放权让利”等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国家财政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占比逐年下降，居民个人收入占比则逐年上升；但自1996年至今，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则逐年递增，而居民个人收入占比则逐年递减，于是，国家财政收入占比的变化轨迹呈现为“U形曲线”，而居民个人收入的占比变化轨迹则呈现为“倒U曲线”。[9]上述体现我国宏观分配结构特点的两类曲线非常值得关注。针对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收入增长较快而居民个人收入增长较慢的分配结构失衡问题，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调整，改变不合理的分配结构，不断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强居民的分配能力和消费能力。

其实，不只是上述的主体结构，分配结构中的城乡结构，以及行业结构、地区结构等，也都与特定的法律制度相关。恰恰是各类特定法律制度上的安排，直接影响了分配结构中的各类具体结构的形成。应当说，法律制度对各类具体分配结构的影响，是研究财税法及其他法律调整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厘清法律制度对分配结构的直接影响，尤其有助于分析财税法等各类法律制度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总体上说，涉及资财分配（包括个人的财产分配、企业的财务分配，以及国家的财政分配等）的各类法律制度，构成了有关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分配的多种分配制度，它们直接影响着各类分配结构的形成。同时，基于“物我两分”、“资源有限”的约束和“利益主体”普遍存在的现实，分配作为贯穿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重要问题，[10]分配关系作为非常基本的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必然会对法律等上层建筑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各类具体分配制度的形成。而如何“定分”，从而“止争”，恰恰是法律非常重要的职能。

考察各类法律规定，不难发现其中的分配制度通常都着重规定参与分配的主体、分配的客体、分配的时空、分配的权利、方式、方法等，从而形成了分配的主体结构、客体结构、时空结构、权利结构等多种结构，而正是上述各类分配结构，直接关系到分配的结果，关系到分配是否失当、失衡，以及是否会引发各类分配问题。

例如，从分配的主体结构来看，在“劳动者”与“资本等要素拥有者”所构成的分配结构中，[11]劳动者收入分配能力的相对下降，以及资本等要素拥有者分配能力的提升，拉大了分配主体的分配差距；在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所构成的分配结构中，特别是农民与市民所构成的分配结构中，农村居民或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会直接导致城乡差距过大。上述各类主体在分配能力上的差异，直接带来了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失衡的问题，需要通过分配制度的调整来解决。

此外，上述分配上的主体结构也与空间结构密切相关。具有不同分配能力的主体，在空间上的分布很不均衡，并由此会形成地域上的分配差距。如国际上的南北差距，我国的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等等。与此同时，从分配客体角度看，[12]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财富、收入、资源的“非均衡”分布，也形成了行业或领域之间的差距。上述各类差距归根到底是由分配制度所导致的。

总之，分配结构与分配制度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一方面，分配制度决定了分配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分配结构也是分配制度的现实体现。财税法作为一类重要的分配制度，对各类分配结构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因此，分配结构的调整离不开财税法的调整。并且，财税法的调整具有重要地位。

（二）分配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改变收益分配权配置

分配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亟待解决的各类分配问题，构成了分配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而产生各类分配问题的法律原因，则主要体现为收益分配权配置的不合理。因此，分配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改变收益分配权的配置。